1964年的春天，来得迟缓而犹豫。
残雪在背阴的墙角、屋顶的瓦楞间顽固地存留着，与挣扎着冒出些许绿意的杂草、以及胡同墙壁上经冬未褪的、洪水留下的深色水渍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灰暗、斑驳、了无生气的图景。
风依旧料峭，但已失去了隆冬时刮骨的力道，变成一种绵长而渗透的阴冷，能钻进人骨髓深处，带来一种从里到外、挥之不去的倦怠和……停滞感。
这种停滞感，不仅弥漫在尚未完全清理的废墟和人们疲惫的脸上，也悄然渗透进机关大院厚重的门墙之内。
从天津、沈阳参观学习归来的王建国，带着一脑袋关于半自动化生产线、低温分割技术、更科学的检疫流程以及那边工厂相对“宽松”些的物资保障体系的见闻和思考，踌躇满志地回到部里，准备将所学所思，结合肉联厂的实际，形成一份详实而有建设性的报告，为厂里的“有限度升级”计划争取更多支持。
然而，他很快发现，部里的空气，与他出差前相比，似乎也凝滞了许多。
走廊里人们脚步依旧匆匆，但交谈的声音压得更低，脸上的表情更加谨慎，甚至有些木然。
各种学习和会议依旧繁多，但讨论的内容，似乎更多是在重复一些原则性的、正确的，却缺乏具体操作性的空泛话语。
关于技术引进、设备更新、生产革新的具体议题，在层层汇报和“研究研究”中，变得步履维艰。
他带回的那些图纸、数据、建议，在几位直接相关的处室领导那里得到了一些礼节性的赞许和“很有价值”、“值得研究”的评语后，便被搁置在了案头，似乎要等待某个更合适的、或者说，更“安全”的时机。
王建国不是愣头青，他立刻嗅出了空气中那丝不同寻常的、名为“观望”和“谨慎”的气息。
他知道，自己“抗洪模范”的光环正在逐渐淡去，部里乃至更高层面的关注焦点，似乎正在发生某种微妙而不可言说的转移。
在这样的大氛围下，任何“冒进”的、需要投入资源和承担风险的技术革新提议，都很容易被视为“不合时宜”甚至“出风头”。
他必须更加耐心，更加策略。
他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工作重心。
不再急于推动那份全面的升级报告，而是将其拆解，化整为零。
他选择其中最紧迫、争议最小、也最容易见到实效的一点——改进屠宰车间的废水处理和初级消毒环节——作为突破口。
这部分工作，直接关系到防疫安全和环境卫生，政治正确，投入相对较小，技术难度不高，却能立刻改善工人工作环境和产品质量。
他撰写了一份简明扼要的技术方案和预算申请，直接递交给分管技术的陈正部长，并附上了在天津学习时拍摄的几张相关照片作为对比。
这一次，陈正部长很快有了批复，字迹遒劲：
“此议甚好，关乎生产安全与工人健康，应予以支持。请技术处、计划处会同研究，尽快落实。”
有了部长的明确批示，事情推进起来就顺畅了许多。
虽然预算被砍掉了一小半，但基本的改造资金和设备还是批了下来。
王建国明白，这是陈正部长在用一种更务实的方式支持他，也是在提醒他，做事要讲究策略，积小胜为大胜。
他将主要精力放回了部里技术处的日常工作，同时兼顾着肉联厂那边“试点”改造的推进。
他让自己像一滴水，重新融入部里这台庞大而沉闷的机器，谨慎地观察，耐心地等待，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巩固和拓展自己的人脉与信息渠道。
他不再轻易发表对宏观政策的看法，只就具体的技术问题提出专业、稳妥的建议。
他与陈正部长的秘书李秘书保持着不近不远、但沟通顺畅的联系，偶尔能从其口中听到一些更高层面的、关于经济调整和工业发展的模糊风向。
就在王建国努力适应着部里这种“外松内紧”、“多做少说”的新节奏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闯入了他的视野，也打破了四九城这潭表面停滞的湖水。
这个人叫沈墨，约莫三十五六岁年纪，身材高瘦，面容清癯，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眼神锐利而略显疲惫。
他并非部里干部，也不是哪个厂的技术人员，而是刚刚从上沪某研究所，通过某种内部协调渠道，“交流”到部里技术处下属一个新成立的、名称颇为含糊的“技术情报与前瞻研究组”担任副组长的。
这个小组的组长由技术处一位即将退休的副处长兼任，基本不管事，实际工作由沈墨负责。
小组的任务听起来很宏大：搜集、整理、分析国内外相关行业技术发展动态，为部里决策提供“参考”。
但在当前环境下，这个组的地位有些尴尬，既无实权，经费也有限，更像一个务虚的“清谈”部门。
沈墨的到来，起初并未引起太多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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