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京北市的初雪落满了全国议事会事务院的琉璃瓦，白皑皑的积雪像一层厚厚的棉被，盖在飞檐翘角上，却盖不住朱漆回廊里“公正廉明”匾额的肃穆。檐下的冰凌挂成了长短不一的水晶帘，风过时叮咚作响，清脆的声音里带着寒意，像在为即将到来的审查调查敲起警钟——议事会监察局和事务院都察院的联合审查组已分六路进驻十四省，对挪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案件展开深度核查。那些曾握着民生大权的公职人员，此刻正站在初心与贪欲的镜子前，接受最严厉的审视。
我坐在议事院的办公室里，壁炉里的炭火明明灭灭，却驱不散空气中的凝重。桌上摊着审查组送来的第一份调查报告，牛皮纸封面印着“绝密”二字，边角被监察局局长老李的指节压出了深深的折痕，边缘还沾着些许未干的雪水。“议事长，这是龙江省赵科长、闽省刘科长等人的初步审查结果。”老李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声音带着连日奔波的疲惫却异常严肃，“我们翻了近三年的账，查了上百次会议记录，核心问题惊人地一致：他们全都丧失了理想信念，背弃了初心使命，把老百姓的养老基金当成了‘私人金库’。”
我戴上老花镜，翻开报告，赵科长的审查笔录刺眼地摆在首页。笔录是用蓝黑墨水写的，字迹潦草却透着悔意，却更让人觉得心寒。他承认从均平二十二年起就开始收受中介孙富贵的贿赂，最初只是逢年过节的一条烟、一瓶酒，他还自我安慰“只是人情往来”；后来变成了信封里的现金，从五千到五万，他开始失眠，却在孙富贵“大家都这样”的怂恿下逐渐麻木；直到最后一次，他在郊区仓库里收下2000万明元的金条，亲手在271份违规参保材料上签下名字，为这些本不该享受养老待遇的人打开了基金的缺口。“我一开始也怕，”他在笔录里写道，“可看着孙富贵开着进口轿车、住着带花园的别墅，再看看自己挤在老胡同里的房子，就觉得‘凭什么他们能富？我手里有权，凭什么不能多分一杯羹？’慢慢就忘了入职时在国旗下‘为民服务’的誓言，把基金当成了捞钱的工具。”
“这就是典型的理想信念滑坡。”老李指着笔录里的忏悔，指腹划过“忘了誓言”四个字，“他在审查时哭着说，最后一次审批违规材料时，手里还捏着真正困难老人的求助信——那是个独居的张奶奶，儿子在抗洪时牺牲了，她腿有残疾，每月就盼着600明元养老金买药。可他还是在孙富贵的钱面前低下了头，把张奶奶的信塞到了抽屉最底层。这不是一时糊涂，是初心彻底丢了。”
闽省刘科长的审查材料同样触目惊心。他的办公室搜查记录附在报告后，照片里，抽屉里藏着十几张超市购物卡、三本不同地址的房产证，还有一个加密的笔记本电脑，里面存着他的“灰色账目”。最让人痛心的是一本带锁的牛皮日记，里面用红笔写着“九月二十日，挪用基金2000万，道路项目考核保第一，主官夸我‘会办事’”“十月五日，补回基金，老人没闹就没事，下次注意时间差”的冰冷文字。日记最后一页，他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墨迹晕开了一片：“我当年考公职，是想让乡下奶奶不再为每月500明元养老金发愁，她总说‘当官要干净，要为百姓办事’。可现在，我却成了让老人发愁的人，我到底成了什么？”
“这就是最痛心的地方。”我合上报告，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它们打着旋儿落在窗棂上，很快化成水珠滑落，“他们中不少人出身普通家庭，赵科长的父亲是煤矿工人，退休后靠养老金治病；刘科长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公职的孩子，当年全村人凑钱送他去京城上学。他们曾亲身体会过养老钱的重要性，可手握权力后，却忘了来时的路，把初心换成了贪欲。”
正说着，人民监督协会的王伯推门进来，他身上还带着外面的寒气，手里捧着厚厚的老人诉求清单，纸页边缘被冻得有些发硬。“议事长，这是近半个月收集的老人诉求，光反映养老金问题的就有37份。”他跺了跺脚上的雪，叹了口气，“周奶奶说‘这些人哪是忘了初心，是良心被狗吃了’，她孙子在监察局当科员，昨天给她打电话，说审查时看到赵科长藏金条的仓库，金条堆得像小山，气得手都在抖，连夜写了三页自查报告。”
审查工作在十四省同步推进，联合审查组采取“一人一账、一笔一核、一户一访”的方式，调阅了近五年的基金流水、会议纪要、银行转账记录，甚至走访了涉案人员的老家、原工作单位、邻居街坊，一点点还原他们初心失守的轨迹。在吉省，审查组发现给公职人员发“冬季福利补贴”的决定，竟来自府邸主官在酒局上的一句随口指示：“快年底了，大家辛苦一年，给发点‘冬季福利’，基金先挪着，年后财政宽裕了再补。”这句话被秘书连夜记在会议纪要里，第二天就成了挪用1500万基金的“尚方宝剑”，而乡镇老人的养老金却因此延迟发放，有位82岁的李爷爷为了领钱，在零下十度的寒风中排队两小时，冻得咳嗽不止，回家就发起了高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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