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二十七年十月，京北市的秋意已浸透街巷，议事院的银杏叶被秋风染成金箔，簌簌落在青石板上，踩上去沙沙作响。全国议事会的一号议事厅里，长条木桌两侧坐满了常务代表，每个人面前都摊着一份蓝皮文件——《关于赋予全国议事会人民监督协会立案侦查权及补充侦查权的议案》。文件边缘被翻阅得发卷，空白处的批注密密麻麻，红笔标注的“权力边界”“监督制约”等字眼格外醒目。
我坐在主位上，指尖轻叩着桌面，目光扫过全场。作为前任皇帝、现任议事长，三年前推动设立人民监督协会的场景还历历在目——那时卢恩之流的腐败已初现端倪，百姓对官场积弊敢怒不敢言，多少举报信在层层审批中石沉大海。卢恩案的查处虽大快人心，但也暴露了监督机制的短板：协会作为百姓举报腐败的主渠道，却仅有调查建议权，查到线索后需层层移交监察局或都察院，往往错失最佳侦查时机。这份议案，正是要给百姓的监督之剑添上锋芒，却也触碰到了“谁来监督监督者”的敏感议题。
“这份议案，是卢恩案后百姓呼声最高的诉求。”我清了清嗓子，声音打破厅内的沉寂，“三年前我当皇帝时，向全国议事会提出设立人民监督协会议案，经各位代表投票表决，议事会最终同意设立。初衷很明确——就是让人民真正握住监督的尺子，让腐败无处遁形。但目前协会查案如‘隔靴搔痒’，查到线索却动不了立案程序，不少百姓问‘为啥我们看得见的贪腐，迟迟查不了？’今天，就请大家掏心窝子说说，这立案侦查权和补充侦查权，该给不该给？”
话音未落，刑部左侍郎李嵩便站起身，他捧着议案眉头紧锁：“议事长，臣并非反对人民监督，但立案侦查权是司法核心权柄，历来由监察局、刑部、民生都察院依法行使，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和监督制约。人民监督协会由工人、农民、妇女、学者代表组成，大多缺乏专业法律训练，若贸然赋予立案权，恐难保证侦查程序合法，甚至可能出现证据瑕疵、诬告陷害等问题，反而损害司法公正。”
他的话刚落，吏部代表周瑾接着说：“更需警惕的是‘权力异化’。卢恩案刚警示我们‘权力失控则腐败生’，人民监督协会若手握立案权，会不会有人借机泄私愤、谋私利？万一协会内部出现腐败，谁来监督？这岂不是刚堵了一个窟窿，又开了一个口子？”
议事厅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不少代表点头附和。人民监督协会会长周明远坐在工农代表席，指节因攥紧议案而泛白，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察觉到我的目光，他深吸一口气起身：“李侍郎担心程序合法，我们认！协会已联合大明律学馆开设‘法律夜校’，每月培训侦查程序、证据标准，现在87%的代表能熟练背诵《大明刑事诉讼法典》核心条款；我们还聘请了12名退休大理寺法官担任法律顾问，全程指导查案。至于‘权力异化’，臣想问——卢恩案最初的举报信，是苏省菜农王大叔写的，说‘卢大人下乡收礼收得车都装不下’；浙省粮站贪污案的线索，是小贩张大姐发现的，说‘平价粮总在夜里被悄悄拉走’。这些基层百姓能发现的腐败，难道不比坐在衙门里更敏锐？”
他举起手里的《人民监督协会章程》，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章程里写得明明白白：代表由百姓海选产生，每季度接受选民评议，不合格者即时罢免；侦查全程录音录像，证据需双人复核，经费由国库统一拨付，杜绝一分一毫自筹。要说腐败风险，难道坐在衙门里的官员，风险就比百姓代表更低？卢恩不就是从‘朝廷命官’一路贪上去的吗？”
“周会长说得在理！”副皇帝赵麦围猛地一拍桌子，他穿着半旧的棉布褂子，袖口还沾着些许泥土——刚从乡下调研赶回来。作为工农代表，他的声音带着基层百姓特有的质朴与力量：“俺是煤矿工人出身，最懂百姓的苦！前几年俺们矿上有个副矿长贪污安全经费，工人举报到县里，石沉大海；后来监督协会的王代表下井跟俺们一起挖煤，听俺们唠嗑才发现线索，可就是因为没立案权，眼睁睁看着那家伙又贪了半年才被查。要是协会早有这权，工人的安全钱能少被贪一分是一分！”
工农代表侯杰农接着起身，他手里捏着一本厚厚的调研报告，纸页上还沾着泥土痕迹：“俺跑了十五个村调研，百姓都说‘监督协会的代表是自家人’。千花村的王大爷说，协会李大姐查案时，住的是村头破庙，吃的是自带的干粮，连村民送的鸡蛋都婉拒了。这些代表要么是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要么是扫了十年街的清洁工，他们见过贪腐咋坑百姓，咋会自己掉坑里？”
“侯代表说得对！”商人代表商以售站起身，他一身素色绸缎长衫，语气恳切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各位代表，商某反对那些担心协会会贪污的论调！人民监督协会的代表，俺都打过交道：有开杂货铺的陈婶，记账一分一厘都清楚；有教私塾的吴先生，一辈子最重‘清白’二字；还有纺织厂的女工代表，为了查克扣工资的事，连续半个月蹲在厂门口记考勤。他们都是靠双手吃饭的本分人，连自家铺子的账本都不敢错一分，怎么会拿公家的权力贪腐？倒是有些官老爷，看着体面，背地里却干着卖官鬻爵的勾当，这才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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