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朱韵澜，退下来好些年了。从前坐过大明国的皇帝位，后来又执掌全国议事会，一辈子跟纲纪、法典打交道，见惯了朝堂风雨，也亲手平定过不少撼动国本的乱局。可这辈子最牵肠挂肚的，从来不是朝堂的荣华富贵，而是我那独女朱悦薇——我四十岁才盼来的宝贝，是我心底最软的软肋，也是我最骄傲的荣光。
悦薇从小就犟，认死理，三岁时看见邻居家孩子欺负乞丐，能梗着脖子跟人争执半个时辰，直到对方道歉才肯罢休。长大些，她不恋京城的锦衣玉食，总爱跟着我去基层调研，穿着粗布衣裳，蹲在田埂上跟村民拉家常，把百姓的难处一条条记在本子上。均平三十一年，全国议事会第三届民选，她凭着在乡野摸爬滚打十年的口碑，硬是被近百万民众一票一票选成了全国议事会副皇帝。
消息传来时，我既欣慰又忐忑。欣慰的是，民众认可她的实干；忐忑的是，这位置坐得越高，责任越重，风险也越大。可她却笑得坦荡：“娘，这不是特权，是民众把撑腰的权柄交给了我。我得对得起每一张选票，替基层说话，替百姓办事。”
她在京城履职三年，没住过一天专属府邸，没搞过一次特殊待遇，每日泡在议事会的档案室、基层调研的现场。跑遍了大明国十二个省的百余个乡村牧区，记下了满满五本民情笔记，小到村民的灌溉水渠，大到基层监督体系的漏洞，她都一一梳理，推动修订了《基层治理保障条例》《民生权益保护法典》《人民监督实施细则》三部规章。我劝她歇歇，她总说：“娘，纸上的制度再好，不落地也是空的。我得摸透基层的实情，才能让纲纪真正护着百姓。”
直到均平三十四年六月，全国议事会通过《下基层任职议案》，明确“凡五品以上公职人员，须每五年赴基层任职不少于两年”。她第一时间递交申请，执意要去最苦、最偏的北冰洋省冰原府冻土县雪风乡雪松村。我知道她的性子，认定的事八头牛也拉不回，只能帮她收拾行囊。
临走那天，京城正是盛夏，蝉鸣聒噪，她背着那只陪了她十年的旧行囊，里面除了御寒衣物和常用药品，就放着两个证：一个是全国议事会颁发的“大明国全国议事会副皇帝”当选证书，红底金字，清清楚楚印着“第三届民选产生”，边角都被她摸得有些毛边；另一个是刚办下来的廉政监察证，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北冰洋省冰原府冻土县雪风乡雪松村议事会技术顾问、村都察院监察局（合署）督导、村人民监督协会督导”。
她笑着跟我辞行：“娘，这三年在京城攒的经验，总算能派上用场了。雪松村冬天零下四十多度，村民靠养殖山羊过日子，可棚舍漏风，品种也不耐寒，每年都有不少村民因牲畜冻死返贫。我去了就从这事入手，先帮他们改造棚舍，引进耐寒绒山羊，再慢慢解决饮水、道路的问题。这俩证不是护身符，是责任状，纲纪给了我底气，我得对得起民众的票，对得起雪松村的百姓。”
我给她塞了厚厚的狐裘大衣，反复叮嘱：“做事可以犟，但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冰原府条件苦，人心也复杂，张世豪、赵天虎的余孽说不定还藏在暗处，遇事别硬扛，随时跟家里打电话。”她重重点头，转身踏上前往冰原府的列车，背影挺得笔直，像极了年轻时执着于纲纪的我。
之后的四个月，她几乎每周都会给我打一次电话，语气里满是干劲。她说，村里的百姓公社已经组织起来了，大家一起平整土地，搭建起了十座新式保暖棚舍，第一批耐寒绒山羊的种羊也运到了，成活率比预期高了三成；她说，深水井已经挖好了，井口搭了保温井房，村民冬天再也不用凿冰取水；她说，村里的主干道铺垫了碎石，还在主要路口搭了避风挡雪棚，牲畜运输、病患就医方便多了；她说，村民们都很淳朴，知道她是来办事的，总把家里的奶疙瘩、风干肉往她住处送，推都推不掉，她只能把这些东西换成布料、药品，分给村里的老人和孩子。
每次听她絮絮叨叨说着村里的琐事，我心里既踏实又心疼。踏实的是，她没忘初心，真的在为百姓做事；心疼的是，冰原府的冬天来得早，十月初就下了第一场雪，她从小怕冷，不知道能不能扛住。
均平三十四年十月下旬，京城枫叶正红，我刚在院子里修剪完菊花，把剪下的花枝插进瓷瓶，手机突然响了，来电显示是“悦薇副手 小林”。这孩子是悦薇在村人民监督协会独立勘案司的副手，二十出头，踏实能干，之前跟我通过两次电话，都是汇报村里的监督工作，从来没这么急切过。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手一抖，瓷瓶“哐当”掉在地上，碎成几片。接起电话，小林的声音带着哭腔，还夹杂着急促的喘息声：“朱阿姨！不好了！悦薇姐……悦薇姐被抓了！他们……他们要对她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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