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德二年（955年）九月，汴京的工部铸钱监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但这热闹不同于往常，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又兴奋的气息。巨大的熔炉烈焰熊熊，工匠们汗流浃背，忙碌地将一些非比寻常的“原料”投入炉中——这些不再是寻常的铜矿料，而是一尊尊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铜佛像、铜钟、铜磬，甚至还有从民间收缴来的铜器。
这些铜像，不久前还端坐在遍布全国的无数寺庙（尤其是已被废黜的那些）中，接受着善男信女的顶礼膜拜。如今，它们或被砸碎，或被整体运来，在高温下熔化，即将变成另一种形态——流通天下的铜钱。
这场面的背后，是后周世宗柴荣又一次深思熟虑后的果断决策。随着“毁佛寺诏”的推行，全国范围内查封了数万寺院，收缴的铜制佛像法器堆积如山。与此同时，后周面临的“钱荒”问题日益严重。由于五代以来战乱不息，铜矿开采和铸钱业停滞，加之民间（很大程度上受佛教风气影响）盛行熔铸铜钱以制作佛像、器具，导致货币严重短缺，物贱钱贵，严重制约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柴荣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显德二年九月，他再次颁布诏书，核心内容便是：“除朝廷法物、军器官物及镜、锣、钹、磬、铃、铎、鞍辔等外，其余民间所蓄铜器、佛像，限五十日内悉皆输官，给其价值。如限外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处死，不及者论刑有差。”
这道诏书，将灭佛运动推向了一个更深的层次，直接触及了佛教的象征物本身。可以想见，它在朝野内外引发了何等巨大的震动和争议。即便是在支持限制佛教的官员中，也有不少人感到不安。毁坏佛像，在虔诚的佛教徒看来，是滔天大罪，会遭天谴。
一日朝会，柴荣特意将此议提出，果然遭到了一些官员的强烈反对。一位老臣颤巍巍地出列，泣声道：“陛下！佛像乃法身舍利，毁之恐招天谴，降灾于国啊！昔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毁佛，其国祚不久，此乃前车之鉴！望陛下收回成命！”
朝堂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屏息看着皇帝。柴荣面色平静，他早已预料到这种反应。他没有动怒，而是用一种冷静而坚定的语气，阐述了他的理由，这番话也被史官记录了下来，成为他此次行动的最佳注解：
“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
这番话逻辑清晰，立场鲜明：
区分佛与像：佛的本质是善道教化，心向善即是奉佛。铜像本身并不是佛，只是象征物。
强调利他精神：佛祖利人，可以牺牲一切。那么，将这些铜像用于铸钱，解决钱荒，利国利民，正是符合佛祖利他本怀的行为。
表明个人决心：“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为了百姓，我连身体都可以牺牲，何况区区铜像？这极大地彰显了他作为帝王的担当，堵住了反对者的嘴。
这番义正辞严又充满务实精神的话，让反对者哑口无言。柴荣的决心已定，诏令被坚决地执行下去。
于是，出现了铸钱监的那一幕。各地收缴的铜料被源源不断运来，经过熔化、提纯、浇铸、打磨，变成了一枚枚标准的“周元通宝”钱。这种钱因为用料精良（很多来源于佛像，铜质纯净）、铸造规范，质量上乘，很快成为受欢迎的货币，有效地缓解了钱荒，促进了商品流通。
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道诏令的影响更为直接。官府不仅收缴寺院的铜像，也向民间征购铜器和私家佛像。对于像张老汉这样刚刚还俗、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家里唯一值点钱的，可能就是一尊祖传的小铜佛了。他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拿着它去了县衙指定的地点。衙役称了重量，给了他一些补偿钱。拿着这沉甸甸的铜钱，张老汉心情复杂。这尊保佑了自家几代人的佛像，如今变成了他重建生活的启动资金。是福是祸？他说不清。他只感到，这个世道，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连佛祖的样子，都可以被熔化了重来。
柴荣的这场“化佛为钱”的经济豪赌，取得了显着成效。它不仅增加了货币供应，刺激了经济，更在象征意义上沉重打击了佛教的物化崇拜，进一步强化了皇权高于神权的政治信号。通过将宗教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柴荣为他的强国梦想注入了实实在在的活力。然而，这场激进改革所引发的社会心理震荡和文化损失，也将在未来逐渐显现。但此时此刻，在柴荣看来，为了“济民”，为了“开拓天下”，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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