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北京城。
时值夏末秋初，本该是天高云淡的时节，整个北京城却被一种异常沉闷、湿热的低气压笼罩着。天空灰蒙蒙的，不见日头，也无风雨，只有无尽的蝉鸣嘶哑地聒噪着，更添几分焦灼与不安。这闷热，不仅粘在皮肤上，更沉沉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自七月皇帝御驾亲征以来，前方的战报时好时坏，真假难辨，一种无形的恐慌，如同瘟疫般在官场和民间悄然蔓延。
兵部衙署内，窗扉大开，却透不进一丝凉风。时任兵部左侍郎的于谦，正埋首于堆积如山的案牍之中。虽非尚书，但因兵部尚书邝野随驾出征，部务实则由他主持。他眉头微锁，目光锐利地扫过各地呈上的军情文书，尤其是来自大同、宣府前线的塘报，试图从那字里行间拼凑出皇帝大军的真实境况。皇帝年轻气盛，太监王振专权跋扈，五十万大军仓促出征，后勤混乱……这一切，都让于谦深感忧虑。他早已上书劝谏，奈何石沉大海。
突然，衙门外传来一阵极其急促、完全失了章法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伴随着粗重的喘息和衙役未能拦住的惊呼。门被“哐当”一声猛地撞开，只见兵部主事项忠，官帽歪斜，发髻散乱，满脸汗水与尘土混杂，身上的官袍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脸色是一种近乎死灰的惨白。他踉跄着冲进来，几乎是扑倒在于谦的公案前，嘴唇哆嗦着，却因气急攻心，一时竟发不出清晰的声音。
于谦的心猛地一沉，霍然起身：“项主事！何事惊慌至此？！”
项忠双手撑地，猛地吸了几口气，才用那种撕裂般的、带着哭腔的嗓音嘶喊道：“大人！大人！不好了！天塌了！皇上……皇上大军在土木堡……被瓦剌也先……重重围困，水泄不通！危在旦夕啊！”
“什么？！”于谦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眼前微微一黑，扶住案几才稳住身形。他手中那支正在批阅文书的紫毫笔，“啪”地一声，被生生捏断，碎裂的竹刺扎入指掌，渗出血珠，他却浑然不觉。所有的担忧，所有的坏预感，在这一刻化作了最残酷的现实。
“详细道来！一个字也不许漏！”于谦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种强制压下的惊涛骇浪。
项忠涕泪交加，断断续续地讲述了传来的噩耗：皇帝在太监王振的怂恿和一手安排下，轻率出征，行军路线儿戏般反复变更，导致大军疲惫，后勤不继。在得知前方小败后，又仓皇撤退，至土木堡时，水源被也先大军占据，数十万明军饥渴交加，陷入绝地……
消息如同野火，瞬间烧遍了整个北京。恐慌，前所未有的恐慌，开始像瘟疫一样疯狂扩散。百官震骇，百姓惶恐，富户人家已经开始偷偷收拾细软，商议南逃。
然而，比围困更坏的消息，终于在次日凌晨，如同最沉重的丧钟，敲响在紫禁城的每一个角落——土木堡之战，明军全军覆没！随驾的文武重臣，包括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数十名高官勋贵，尽数战死！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当今天子，大明皇帝朱祁镇，竟被瓦剌俘虏！
“皇上被俘了！”
这五个字，像是一道九天雷霆，将整个大明王朝的根基都劈得摇摇欲坠。国不可一日无君，而如今，君主竟沦为了异族的阶下囚。这是自北宋“靖康之耻”以来，汉家王朝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也是足以令帝国瞬间分崩离析的致命危机。
紫禁城，奉天殿。
往日庄严肃穆的朝堂，此刻已乱作一团。龙椅空悬，象征着权力的真空。年轻的郕王朱祁钰，被孙太后紧急推至前台，坐在御座之侧设置的珠帘之后，面色苍白，眼神中充满了惊惧与茫然。他只是一个安享富贵的亲王，何曾想过要面对如此塌天之祸？台下，百官聚集，却是哭声一片。须发皆白的老臣捶胸顿足，哀叹国运；一些官员面如土色，瑟瑟发抖，仿佛瓦剌的铁骑下一刻就要踏破京城。绝望和失败主义的情绪，如同浓雾般弥漫在整个大殿。
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侍讲徐珵（即后来的徐有贞）整理了一下衣冠，出列奏对。他素以知晓天文星象自诩，此刻，他力图使自己的声音显得沉着有力：
“太后，郕王殿下，诸位同僚！臣夜观天象，稽考历数，帝星晦暗，荧惑入南斗，此乃天命已去，大凶之兆也！天命已去，唯有南迁，方可保全宗庙社稷，延续国祚。当年宋室南渡，亦保有江南百五十年基业。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请速决之！”
这番“天命南迁”的言论，如同一根救命稻草，立刻在恐慌的朝臣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一时间，附议之声四起。“徐侍讲所言极是！”“京城断不可守！”“应速往南京，以图后举！”
南迁，似乎就要成为朝廷的定策。若果真如此，大明将重蹈南宋覆辙，放弃北方半壁江山，历史或将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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