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南方的盛夏已然闷热难当。刚刚平定福建兵变的王阳明，风尘仆仆地行至江西丰城，满心盘算着如何安抚地方、肃清残寇。他尚未从征尘中喘过气来，一个如同晴天霹雳的消息便撕裂了沉闷的空气——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反叛了！
这绝非一时冲动。朱宸濠蓄谋已久，他以巨资蓄养死士，勾结京中权宦，麾下集结了号称十万的精兵强将。叛军势如破竹，迅速攻占南昌，夺取九江，庞大的舰队正顺赣江、鄱阳湖而下，剑指留都南京。一旦南京这个政治象征落入敌手，半壁江山震动，天下格局将瞬间倾覆。一时间，江西全境乃至整个南方，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与混乱之中。
此时的王阳明，处境极端凶险。他身边仅有少量僚属与护卫，身处叛军势力腹地，无兵无饷，如同一叶置身于惊涛骇浪的扁舟。更危急的是，宁王深知此人的能耐，已派出精锐骑兵，务求在其组织起有效抵抗前，将他这个心腹大患擒杀或铲除。
死亡阴影骤然逼近。然而，经历过诏狱酷刑、龙场生死考验的王阳明，其心早已臻于“不动”之境。面对这足以让常人崩溃的巨变，他没有丝毫慌乱。“心应事变”——这四字真诀在他身上得到了最极致的体现。他首先隐匿行踪，巧妙摆脱追兵，犹如一滴水汇入江河，消失在敌人的视野中。
在颠沛流离的逃亡路上，他的内心却如明镜般澄澈。他清晰地意识到，绝不能坐视叛乱蔓延，必须担起平叛的重任，这是良知赋予他的不容推卸之责。他毅然做出了一个大胆到近乎叛逆的决定：违制调兵。他利用自己巡抚南赣时遗留的官防文书和巨大威望，伪造了朝廷要求他起兵讨贼的“密旨”，以此作为号召的合法性基础。他星夜兼程，赶往忠于朝廷的吉安府，与知府伍文定等忠义官员会合。
在吉安，这位手中无一兵一卒的哲学家，运筹帷幄，展开了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心战”：
第一，传檄四方，占据道义制高点。 他挥毫写就一篇篇战斗檄文，如《榜谕安民告示》、《申明朝廷法度》，以犀利的笔锋揭露朱宸濠“伪授官爵、胁聚兵众、阴谋不轨”的滔天罪行，呼吁各地军民“倡义旅，檄四方”，奋起勤王。这些檄文如同精神上的箭矢，迅速传遍周边州县，在舆论上极大地孤立了宁王，凝聚了人心。
第二，虚张声势，布下心理迷阵。 他充分发挥了其在龙场和南赣历练出的权谋智慧，伪造了大量公文，煞有介事地声称朝廷已从两广、湖广调集了十六万精锐大军，正水陆并进，不日将合围南昌。他故意让这些假情报泄露出去，甚至安排“间谍”在茶楼酒肆散播消息。这一招“无中生有”，使得朱宸濠及其部下将信将疑，极大地震慑了叛军的心理，迟滞了其进军速度。
第三，巧施反间，诱敌决策失误。 他深知宁王阵营并非铁板一块。他亲自写信给宁王倚重的谋士李士实、刘养正（此二人或为王阳明暗中联络的内应，或其态度被王阳明巧妙利用），在信中极尽“赞誉”之能事，称许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是朝廷的忠臣，并“商议”如何诱使宁王尽快出兵南京，以便朝廷大军能在途中设伏歼灭。这些信件又“恰好”被宁王的间谍截获。生性多疑的朱宸濠果然中计，对李、刘二人产生严重猜忌，导致其进攻南京的战略决策犹豫不决，在南昌白白滞留了十余日。这宝贵的十几天，为王阳明在吉安集结军队、筹措粮饷、巩固防线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时间。
宁王最终识破部分计谋，率主力东出，猛攻长江防线上的重镇安庆。安庆若失，南京门户洞开。此时，王阳明已艰难地聚集起约八万人的临时部队，多为各州县守军及乡勇，乌合之众，良莠不齐。麾下将领多主张立即驰援安庆，与叛军决战于城下。
然而，王阳明再次展现了他超越常人的战略眼光。他力排众议，做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今九江、南康已为贼守，我越南昌与相持江上，二郡兵绝我后，是腹背受敌也。不如直捣南昌！” 他深刻洞察到，宁王倾巢而出，其老巢南昌必然空虚。此乃经典的 “围魏救赵” 之策，攻其必救，扭转被动局面。
七月二十日，王阳明亲率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攻南昌。守城的叛军果然兵力薄弱，加之王阳明事先已做了大量策反工作，城内人心浮动，城池迅速被攻破。入城后，他立即张贴安民告示，严明军纪，秋毫无犯，并妥善安抚宁王府眷属，迅速稳定了这座江西省会的秩序，展现了其不仅是军事家，更是杰出政治家的风范。
果如王阳明所料，正在安庆城下督战、眼看破城在即的朱宸濠，闻听南昌失守，如五雷轰顶。家眷、财帛、根基尽失，他再也无心攻打南京，立即下令全军回师，企图夺回南昌。这一步，彻底落入了王阳明的算计之中，战场主动权已完全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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