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江南，本该是莺飞草长、烟雨如画的时节。然而，当戚继光风尘仆仆地踏上浙江的土地时，扑面而来的却不是文人诗词中的温婉气息，而是一种混合着焦糊、血腥与恐慌的压抑氛围。他被任命为浙江都司佥书，主要负责管理屯田事务。这虽是一个涉及后勤的职位，却让他得以从根基上窥见浙江军政的积弊。
他看到的是一片凋敝的景象。原本应供养军队的屯田，大多荒芜或被豪强侵占，军户逃亡严重，在籍兵士名额虚浮，十不足五。剩余的士兵，与其说是军人，不如说是一群穿着破旧号衣的流民和兵痞。他们缺乏训练，士气低落，平日里唯一的“本事”便是向本就困苦的百姓催逼粮饷，作威作福。军官阶层则多由世袭或贿赂得位，贪墨成风，只顾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对军事训练和倭寇动态漠不关心。整个浙江的防御体系，如同一个被蛀空的巨人，外表尚存，内里早已腐朽不堪。
戚继光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他深知，在这样的基础上，任何宏伟的御倭蓝图都只是空中楼阁。然而，他并未气馁，而是更加勤勉地履行职责，仔细记录、分析着所见所闻，并利用职务之便，深入了解沿海地理、倭寇活动规律。他的才干与责任心，很快引起了新任浙直总督胡宗宪的注意。胡宗宪是位有抱负、通权变的能臣，虽然后世对其结交严嵩父子颇有微词，但他在统筹东南抗倭大局上，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敏锐地察觉到戚继光并非寻常武将，而是一个既有勇力、更有头脑的难得人才。
次年，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胡宗宪的力荐和提拔下，戚继光被擢升为宁绍台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这三大府是浙江最富庶、也是倭患最烈的核心区域，直面波涛汹涌的东海，是抵御倭寇入侵的第一道防线。这一任命，无疑是将千斤重担压在了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将领肩上。
初获重任，戚继光胸中豪情万丈。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实现“海波平”志向的舞台，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他整顿军纪，亲自巡视防务，勘察地形，修补工事，试图将父亲教导的兵法和自己在北地戍边积累的经验，应用于这片陌生的水网山地。
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他当头一棒，冰冷而残酷。
那是一次规模不算太大的遭遇战。一股约数百人的倭寇登陆骚扰，戚继光闻讯，立即率领麾下数千卫所官兵前往迎击。他精心选择了伏击地点，布下阵势，自信可以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以振军威。
战斗伊始，倭寇的身影出现在视野中。他们人数虽少，却队列松散而有序，个个身形矮壮，面目狰狞，手持锋利的倭刀（武士刀）和长枪，眼中闪烁着野兽般的凶光，发出怪异的嚎叫。反观明军这边，人数虽占绝对优势，但队伍嘈杂混乱，士兵们脸上写满了恐惧与茫然，握着兵器的手在微微颤抖。
当倭寇进入射程，戚继光下令放箭。箭矢稀稀拉拉地飞出，大多绵软无力，落在敌阵前寥寥无几。倭寇见状，更加肆无忌惮，挥舞着雪亮的倭刀，发起了疯狂的冲锋。他们的动作迅猛诡异，刀法狠辣刁钻，往往一刀劈下，便能连人带兵器将明军士兵斩断。
最让戚继光肝胆俱裂的一幕发生了。面对倭寇亡命徒式的冲击，他麾下的明军，那些平日里在百姓面前耀武扬威的“官军”，竟如同被惊散的麻雀，发一声喊，掉头就跑！任凭戚继光在阵中如何怒吼、呵斥，甚至亲手斩杀了几名逃兵，都无法阻止这山崩般的溃退。将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将，数千人的队伍顷刻间土崩瓦解，自相践踏而死者，竟比被倭寇所杀的还要多。
戚继光被亲兵死死护住，才未被溃兵冲散。他立于原地，眼睁睁看着倭寇狞笑着追杀溃兵，洗劫附近的村庄，扬长而去。他的脸色铁青，嘴唇被咬出了血，握着剑柄的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失去了知觉。一股巨大的屈辱感和无力感，几乎将他吞噬。他空有满腹韬略，一身武艺，却指挥不动这样一支腐败懦弱的军队！这不是战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丑剧和悲剧！
战后，他独自一人，久久伫立在硝烟未散、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夕阳的余晖将天地染成一片血色，也映照着他内心无尽的悲凉与愤怒。他反复咀嚼着这场惨败，一个清晰无比、却又无比沉重的结论，如同烙印般刻入了他的脑海：
“兵不练，将之过也！”
是的，士兵的懦弱、混乱、无能，根源在于将领！在于整个腐朽的军事制度！依靠这些世袭的、缺乏训练、毫无荣誉感的卫所兵，莫说荡平倭寇，就连自保都成问题。这些兵，骨子里已经烂掉了，绝非严刑峻法或简单的操练所能挽救。
一股强烈的使命感与愤懑之情在他胸中激荡。他连夜赶回大营，不顾一身征尘，伏案疾书，给总督胡宗宪写下了一封情词恳切、又充满激愤的长信。在信中，他毫不讳言地痛陈卫所军队的积弊：“今之所恃者，兵也。兵之不练，其弊不在兵，而在将。…每遇贼至，率皆望风奔溃，曾无一旅之兵，敢与之抗者。” 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军队，“虽孙吴复生，难以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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