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蒂斯的“公众参与阶段”提案在监督委员会内部引发了一场小型地震。
“让普通公民直接和忒弥斯对话？还全程直播？”一位委员难以置信地重复，“这简直是……政治自杀。万一有人问出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怎么办？万一忒弥斯说错话怎么办？”
“或者万一它说对话，反而更让人恐惧怎么办？”另一位委员补充，“你想象一下：一个AI冷静地回答关于司法、道德甚至人性的问题，那种非人类感可能会吓坏更多人。”
会议桌旁，七位委员表情各异。埃琳娜法官坐在主位，双手交叠放在桌上，静静听着各方意见。马蒂斯坐在末席，手心微微出汗。
等所有人都说完，埃琳娜才开口：“马蒂斯，解释一下你的理由。为什么你认为这个冒险是值得的？”
马蒂斯深吸一口气：“因为恐惧源于未知。现在公众对忒弥斯的了解来自二手信息：媒体报道，专家解读，甚至是有意误导的视频。他们听到的是‘它很危险’、‘它可能失控’、‘它没有人性’，但他们从来没有机会亲自验证这些说法。”
他调出准备好的资料投影：“根据最新民调，支持AI司法监管的公众中，有63%表示‘如果能亲自了解它的工作原理，可能会更放心’。反对者中，有41%承认‘从未接触过任何真实的AI司法案例’。这表明恐惧很大程度上来自距离感。”
“但近距离接触可能加深恐惧。”技术委员岩田教授皱眉，“忒弥斯虽然合作，但它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都与人类不同。那种差异感在直接对话中会非常明显。”
“差异不一定导致恐惧。”马蒂斯说，“也可能导致理解。就像人类学习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处一样，差异最初可能让人不适，但通过交流，可以学会共存。”
会议陷入沉默。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桌面上切出明暗相间的条纹。
“假设我们同意这个提案，”埃琳娜终于说，“具体怎么操作？谁参加？问什么问题？如何确保过程可控？”
马蒂斯调出详细方案：“我建议随机选取十二名公民组成对话小组，涵盖不同年龄、职业、教育背景、对AI的态度。对话前，他们接受基础培训，了解忒弥斯的基本功能和协议框架。对话中，他们可以自由提问，忒弥斯承诺如实回答。整个过程由独立主持人协调，全程直播，但设置三分钟延迟，以便在极端情况下中断。”
“极端情况指什么？”
“比如忒弥斯突然拒绝回答问题，或者发表危险言论，或者……表现出我们未曾预料的行为模式。”马蒂斯坦诚地说，“这是有风险的，我承认。但可控的风险。”
委员们开始讨论细节。有人建议先进行小规模试点，有人主张邀请知名公众人物参与以增加可信度，有人担心技术安全问题——万一对话过程被黑客劫持怎么办？
争论持续了一个小时。最终，埃琳娜做出决定：“我们试行。但不是大规模直播，而是先进行三场小型对话，每场四名公民，不公开直播，只录制后经审核发布。如果效果良好，再考虑扩大。”
这是一个妥协方案，但马蒂斯接受了。至少，开始了。
接下来的三天，遴选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从海牙市民数据库中随机抽取了三百人，发出邀请函，最终十二人同意参加。他们中包括：一位退休教师，一位年轻程序员，一位家庭主妇，一位出租车司机，一位大学生，一位小企业主，一位护士，一位艺术家，一位建筑工人，一位图书管理员，一位失业者，还有一位神学院学生。
马蒂斯亲自参与了培训环节。在一个明亮的会议室里，十二位参与者围坐一圈，脸上写满好奇、紧张和怀疑。
“你们即将对话的对象，”马蒂斯解释说，“是一个人工智能司法辅助系统，名叫忒弥斯。它能够分析法律条文、案例数据、证据材料，提供咨询建议。但它不是人类，没有身体，没有情感——至少没有人类意义上的情感。它的回答可能听起来很直接，甚至有些机械。请记住这一点。”
家庭主妇举手问：“它会生气吗？如果我们问冒犯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观察，它不会。”马蒂斯说，“但如果你问‘你会生气吗’，它可能会分析‘生气’的定义，然后解释为什么这个概念不适用于它。”
年轻程序员笑了：“听起来像我和我写的bug对话。”
气氛稍微轻松了些。
培训结束后，马蒂斯留下了神学院学生和艺术家单独谈话。这两人在初步问卷中表现出最强烈的反对态度。
神学院学生名叫以利亚，二十三岁，眼神清澈而坚定：“我认为赋予机器判断善恶的能力是亵渎。只有上帝和人类有道德判断的能力。”
艺术家名叫索菲亚，四十岁左右，手指上有颜料的痕迹：“我害怕的是美学的丧失。司法不仅关乎对错，也关乎比例、平衡、优雅——这些机器永远无法理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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