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仪殿的决策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涟漪迅速荡开，却并未立刻激起惊涛骇浪。明面上，朝廷“稽古右文、搜求逸典”的行动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秘书省和弘文馆变得异常繁忙，各地州县陆续有“祥瑞”般的古籍、方技呈送上来，换取或多或少的赏赐。
暗地里，河南道的三司会审，则在太子李承乾的坐镇，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的协同下，如同精密的机器，开始冷酷地运转。
卷宗被一份份调阅，证人被一个个秘密传讯，账册上的数字被反复核对。
随着调查深入，触目惊心的贪墨细节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逐渐浮出水面。
那些趁着水患囤积居奇、哄抬粮价的奸商，背后或多或少站着地方豪强，而这些豪强，往往又与某些姓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旁支庶子经营，或是门下依附的商人，或是世代联姻的姻亲。
第一个被推到明处的，是汴州最大的粮商，王百万。
人赃并获，其围积的粮米远超常理，且与数名仓曹小吏往来账目清晰。王百万在刑部大牢里没撑过三轮审讯，便涕泪横流地招供，不仅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还攀咬出了宋州、滑州等地的几个“同行”，以及接受他贿赂、为其打掩护的几名州县长吏。
其中，赫然有宋州司马崔琰的一个远房表亲，以及滑州一个姓卢的户曹参军。
崔琰，出身清河崔氏洛阳房，虽非嫡系主干，但在地方上已是颇有影响力的角色。
卢参军，则与范阳卢氏有着不清不楚的关联。
拿到初步口供和证据，李承乾没有犹豫，立刻请示李世民。御笔朱批，一个“准”字，带着凛冽的杀意。
王百万及其核心党羽七人，被定为“首恶”，押赴汴州闹市，公开处以极刑——腰斩。
家产尽数抄没，其囤积的粮米，除了部分充公，其余当场以平价发卖，汴州百姓拍手称快。
那几名涉事的长吏、仓曹，也被革职拿问，流放岭南。
雷霆手段，确实震慑了一大批人。
河南道上下，为之一肃。
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甚至心存侥幸的蠹虫，开始惶惶不可终日。
朝廷的诏书和邸报，将王百万等人的罪行与下场明发天下，极大地安抚了灾民，也向全天下表明了皇帝此次“除恶务尽”的决心。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当三司的调查触角，试图顺着崔琰表亲和卢参军这条线，向更深处探寻时，阻力开始悄然出现。
宋州。
奉命前来核查崔琰表亲（一名崔姓绸缎商，也涉足粮食买卖）一案的刑部官员，遇到了意想不到的“软钉子”。
地方衙门配合消极，相关账册“意外”遭了水渍，模糊不清；关键证人要么突然“出门访友”，要么言辞闪烁，前后矛盾；甚至当地一些颇有声望的耆老、士绅，开始隐隐传达出“崔氏乃诗礼传家，偶有族人失检，亦当体恤”的论调。
调查进度明显迟滞。
消息传回长安，李承乾面色阴沉。
他明白，这是世家惯用的手段——切割、拖延、制造迷雾。
丢出几个无关紧要的旁支或依附者顶罪，保全核心。
他连夜召集心腹属官，重新梳理崔琰及其家族在河南道的产业、人脉，试图找到新的突破口。
“殿下，” 东宫一位精于刑名的属官低声道，“此案关键，在于证据链被刻意模糊。崔氏树大根深，在地方上耳目众多，我们的人明察，反而容易打草惊蛇。是否……从其他方向着手？比如，崔琰本人，或与其来往密切之人，可有其他不法之事？若能另案切入，或可让其自顾不暇。”
李承乾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案几，脑海中却电光石火般闪过一个深藏已久的名字——徐如海。
那个曾经负责为他诊治脚疾，却暗中在李泰授意下，用虎狼之药损伤他足踝经络，导致他险些跛足残疾的大医！
此人医术高明，尤擅骨科，当年便是由时任太常寺某官（与清河崔氏有旧）举荐入太医署。
事后，虽然徐如海在叶云帆出现、李世民震怒后被下狱严惩，最终死于狱中（对外宣称是病故），但其举荐链条，以及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的指使，因当时牵扯到魏王李泰，又正值皇后病重等多事之秋，被李世民有意无意地压下了。
李承乾虽然腿伤被叶云帆治愈，但这份暗算的耻辱与疑云，始终如鲠在喉。
他曾私下调查，线索隐隐指向魏王府，也指向了那个举荐徐如海的太常寺官员背后的清河崔氏。
只是当时，李泰圣眷正隆，崔氏势大，他又是戴罪（脚伤）之身，调查不得不搁置。
如今……
“查！”
李承乾眼中寒光一闪，声音不高，却斩钉截铁，“暗中查，不要惊动任何人。重点查当年举荐徐如海的那个太常寺官员，以及他与崔氏，尤其是崔琰一系，有无更深的勾连。
还有，徐如海在太医署期间，经手的病例、接触的人物，特别是与皇室、勋贵相关的，细细梳理，看看有无可疑之处。记住，只要线索，不要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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