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
莫斯科的春天来得很慢。
街道两旁的积雪刚刚融化，路边的红旗却先一步升了起来。
那不是政府的命令，而是人们自发挂上的。起初只是几面旧旗，在市场和车站被风吹得半卷半展；后来越来越多的商店、工厂、学校都挂上了它。
地铁口的墙上出现了熟悉的标语——“劳动创造世界”“人民的力量高于一切”。没有组织署名，但字体工整，油漆新鲜。行人经过时，有人停下拍照，也有人默默擦去灰尘。广场上，有人开始演唱老歌，唱的人不多，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
久加诺夫出现在克里姆林宫外的一场集会上。这位年迈的俄联共领袖穿着深色外套，声音沙哑，却足够清晰。他站在简易的讲台上，对着密集的人群说道：
“同志们，历史没有终结。”
“一个民族不能靠遗忘生存，我们不能把过去的信念丢进废墟里。”
“莫斯科需要新的方向，而这个方向，不能是背弃劳动与正义的道路。”
掌声在风中传开。有人举着印有镰刀锤子的旗帜，也有人只是静静听着。
“我们曾经相信西方，却让资本和腐败掏空了国家。”
电视台没有转播这场演讲，但视频在网络上广泛流传。
几小时后，它出现在无数人的手机屏幕上。
评论区里，有人支持，也有人提醒“别让他们再次利用你们”。
然而，无论争论如何，广场上的人群在第二天更多了。
在莫斯科南区的工厂里，工人们恢复了早已取消的工会会议。议题很简单——恢复生产、保障工资、组织互助。有人提出要把厂区的名字改回苏联时期的“列宁冶金厂”，提案获得一致通过。
附近的学校也开始举办“劳动日”活动，孩子们穿上红领巾，唱起老歌。
久加诺夫的讲话被认为是一个转折点。虽然没有任何官方支持，但社会舆论的重心正在移动。人们开始谈论“人民政府”“计划经济”“公共所有制”等词汇。大学里出现了“马克思读书会”，地铁里有人分发旧版《真理报》的复刻本。
莫斯科政府保持沉默，没有明确表态，也没有取缔这些活动。
只是加强了对新闻的审核，然而，街头的气氛已经变了。
人们不再只是在回忆过去，而是在讨论未来。
在傍晚的红场上，一群年轻人排成方阵，高声唱着《国际歌》。他们的歌声被风带过莫斯科河，回荡在城市的街巷间。旁观的人没有鼓掌，也没有制止。老人们靠在长椅上，静静地听着。
久加诺夫在办公室里看着这段影像，轻轻放下茶杯。他知道，自己点燃的火未必能被控制，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重新开始相信——国家属于他们。
夜色降临，红场的灯光一点点亮起，这里的积雪被重新清扫干净。
旗帜依然在风中飘动，歌声没有停下。这个城市，沉默了太久，如今终于重新发出了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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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风从红场的尽头吹来，掠过列宁墓与克里姆林宫那排沉默的红墙。旗帜在风中微微摆动，发出轻微的布料摩擦声。
尼古拉站在广场中央，脚下的花岗岩地面反着光，像一层冰。他抬头望着那面墙，目光平静，却显得有些空洞。
自从被推举为临时大统领以来，他几乎没有睡过整夜。
莫斯科的街头还在恢复秩序，军方和内务部的报告每天堆满案头，而他最清楚，这份稳定只是表面的。
他出身于克格勃系统，那段经历塑造了他，也束缚了他。
年轻时，他相信国家机器是无懈可击的，相信纪律、命令和忠诚可以让一个庞大的帝国永远屹立。可后来他看见了太多东西——特权阶层的贪婪，官僚体系的腐朽，普通人为了生计而沉默。
后来，一切崩塌得太快。
国旗换了，誓词变了，街头的雕像被推倒。他被调到安全部门的档案组，整天整理那些已经失效的保密文件。每一次翻阅，都像在触摸一具尸体。他看着那些名字被划掉，看着熟悉的制度一点点被拆散。
他感到自己在为一场无人承认的葬礼收尾。
街头排队的人越来越多，卢布像废纸一样贬值。
尼古拉记得那一年，他在莫斯科的冬天看见一个老太太抱着褪色的红旗在雪地里哭泣。
他没有上前，只是远远地站着。
那时，他以为这是新生。
现在，人们在街上重新举起红旗，唱起老歌，怀念那个时代。
他理解他们的心情，也明白那怀念中有多少是出于失望。
他知道那个红色的巨人并不完美，它犯下过无数的错误。
它贪婪，它懦弱，它短视，它傲慢。
它曾背叛约定，它曾出卖盟友，它曾与敌人妥协，它曾谎话连篇。
可当他回想那些年的秩序和信念时，仍感到一种无法摆脱的空洞。
那种来自“知道自己属于某个方向”的确定感，如今在这个国家再也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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