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甚至挖鼻屎，都有摄像机对着你。刚开始还好，董子剑还能对着镜头做鬼脸，假装自己是个真人秀明星。但时间一久，那种被无时无刻不在注视的感觉开始侵蚀他的神经。他开始不自觉地回避镜头的方向，吃饭的时候背对着摄像机，睡觉的时候把被子蒙在头上，走路的时候低着头，像是怕被什么东西认出来。
他变得越来越烦躁，越来越易怒。第三天早上，他差点把一个摄像师的机器摔了——手都举起来了，但最后还是放了下来。
就这么过了三天，董子剑走进片场时，所有工作人员都注意到他眼神的变化。
他的视线总是不自觉地往摄像机的方向瞟，然后又飞快地收回来；他的肩膀总是微微耸着，像是在防备什么；他的手指不自觉地搓着衣角，搓得那块布料都起毛了。
那是被长期监视者特有的、不自觉的视线回避和肌肉紧绷。
墨染坐在监视器后面，看着董子剑走进镜头，嘴角微微翘了一下——有戏。
拍摄开始。
董子剑坐在审讯室里，对面是一个面无表情的警官。灯光打在他脸上，一半亮一半暗。他的眼神在房间里扫了一圈，像是在寻找什么，又像是在确认什么。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又停住了，像是怕这个动作暴露了什么。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胸口起伏的幅度越来越大。他的嘴唇微微颤抖着，像是想说什么，但声音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他的眼睛开始泛红，不是那种挤眉弄眼的假哭，而是真的从眼底涌上来的水雾。
“我没有作弊。”他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我没有。”
说完这句台词，他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桌面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墨染盯着监视器，一动不动。他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着，像是在数节拍。等董子剑说完最后一句台词，灯光暗下来，他沉默了三秒，然后从嘴里吐出一个字：“过！”
董子剑愣了一下，然后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捂住脸，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泣。不是演戏，是真的哭了。他冲到墨染面前，一把抱住他，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磨过的：“墨导，谢谢……谢谢你……”
墨染被他勒得差点喘不过气，拍了拍他的后背：“行了行了，别哭了，一个大男人哭成这样，像什么样子？回去洗把脸，明天还有戏。”
董子剑松开他，擦了擦眼泪，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像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突然被改判了缓刑。
天色已晚，剧组成员陆续离开。
悉尼的夜空很干净，星星密密麻麻地铺在天上，像是谁撒了一把碎钻。教学楼里的灯一盏一盏地熄灭，走廊里安静下来，只有远处的虫鸣声和偶尔传来的汽车引擎声。
刘一菲没有走。她留下来帮墨染收拾器材——收线缆、拆反光板、整理镜头，动作熟练得像个老场务。她的手指在黑色的线缆间穿梭，把它们一圈一圈地绕好，用魔术贴扎紧，放进箱子里。
古丽那扎也没有走。她去拿了几份盒饭回来，手里提着三袋，手指被塑料袋勒得发红。她把盒饭放在临时搭建的桌子上，然后站在那里，看了看刘一菲，又看了看墨染。
“一起吃吧。”古丽那扎把盒饭放在桌上，这次她直视着刘一菲的眼睛，没有躲闪，没有回避。
刘一菲点点头：“谢谢。”
三人围坐在临时搭建的桌子旁，气氛有些微妙。那扎坐在墨染左边，刘一菲坐在墨染右边，像两尊门神一样，把墨染夹在中间。墨染低头扒饭，不敢抬头，更不敢转头——转左边也不是，转右边也不是，只能盯着碗里的米饭，假装那是一碗需要认真研究的学术问题。
墨染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故意讲起电影拍摄中的趣事，试图活跃气氛。他讲董子剑被摄像机折磨到崩溃的糗事，讲场务小哥把道具咖啡当成真咖啡喝了的笑话，讲摄影指导在拍大场面的时候摔了个狗啃泥的经典画面。他讲得眉飞色舞，声情并茂，但刘一菲和那扎的反应都很平淡——嘴角微微动一下，算是笑了，但那笑意根本没有到达眼睛。
“墨导，”刘一菲忽然开口，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你设计的这个训练方法，以前用过吗？”
墨染摇头，放下筷子：“第一次尝试。灵感来自——”
他的话被一阵高跟鞋声打断。
“哒、哒、哒——”
声音从走廊尽头传来，由远及近，清脆而有节奏，像是有人在用高跟鞋敲击地板打拍子。三人同时转头，看到一个金发碧眼的高挑女子正向他们走来，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她穿着一件碎花连衣裙，裙摆刚好到膝盖上方，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脚上是一双米色的高跟鞋，鞋跟又细又高，但她走得很稳，每一步都踩在节拍上。金色的长发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蓝色的眼睛像是两颗宝石，嘴角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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