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生活大爆炸》的片场。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因和电子设备散热的气息。李特刚结束与谢尔顿·库珀的一场对手戏，内容是关于“量子纠缠与非定位性在篮球助攻预判中的潜在应用”。编剧显然做了功课，抛出的梗既专业又刁钻，但李特凭借其扎实的物理学基础和快速反应，不仅接住了，还即兴发挥了几句关于“波函数坍缩与防守阅读”的类比，引得现场几位真正的科学顾问都微微颔首。
“说真的，李，”饰演莱纳德的约翰尼·盖尔克基在镜头间隙凑过来，半开玩笑地说，“你打篮球简直是物理学的损失。”
李特笑了笑，用纸巾擦掉额角的薄汗：“或许篮球场就是我的实验室，对手就是我的薛定谔的猫。”轻松的氛围在他回到个人休息室，看到手机上那条信息时，瞬间凝固。
发信人：**布兰妮·斯皮尔斯**。一个他通讯录里沉寂了许久的名字。
信息很短，只有一个位于马里布的地址，以及一句：“Im in the garage. Its bad. Dont tell anyone.”
2004年的记忆碎片瞬间涌现——全明星周末的璀璨灯光，那个笑容甜得像加州阳光的女孩，短暂交汇又各自远行的暧昧……以及后来在新闻上看到的，关于她的种种挣扎：媒体的狂欢，监护权的战争，被贴上“失控”标签的公众形象。这一切，与眼前这条透着绝望气息的短信重叠在一起。
他没有犹豫，对助理简单交代了一句“去见个朋友，处理点私事”，便独自驾车驶入了夜幕。太平洋海岸公路的风景在窗外飞逝，他却无心欣赏，脑海里快速分析着各种可能性，此刻她绕过所有人找到他，意味着信任，也意味着情况可能真的到了某种边缘。
按照导航找到那处僻静的别墅，车库里只亮着一盏昏暗的灯泡。他刚停稳，车库侧门就被推开一条缝。布兰妮闪了出来，几乎是跌撞到他的车旁。
李特立刻下车。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紧。她瘦削得厉害，曾经闪耀的金发黯淡无光，胡乱地挽着。脸上没有妆容，苍白得吓人，深陷的眼圈诉说着长期的失眠与焦虑。她只穿了件单薄的、沾着些许污渍的睡袍，赤着脚，在微凉的海风里微微发抖。眼神涣散，充满了惊恐和不信任，像一只被追猎到绝境的小兽。这哪里还有半点“小甜甜”的影子？
“布兰妮……”李特脱下自己的外套，动作尽量轻缓地披在她肩上，生怕惊吓到她，“发生了什么？你怎么在这里？”
“他们……他们在里面，”她声音颤抖，语无伦次地指着主宅方向，“看着我，一直看着我……吃药，不停的药……说我病了……凯文不让我见孩子……那些律师，那些医生……都是他们的人……我没有钱了，李，他们控制了一切……我偷跑出来的，只有这里……这车库……”
她的话语破碎，逻辑混乱，但李特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信息：被监控、强制用药、法律与财务困境、与子女分离的痛苦。他的大脑飞速运转，像分析对手战术录像一样，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一个被各方势力（可能是商业团队、法律指定的监护人、甚至家人）以“保护”之名围困，实则失去自主权的脆弱个体。
李特先拉开车门，柔声道：“先上车，这里冷。慢慢说。”
坐在相对密闭的车内，布兰妮的情绪似乎稍微平复了一点点，但手指依然紧紧攥着衣角。李特没有催促，只是安静地听着她断断续续、时而重复、时而跳跃的叙述，从中梳理着线索。
“布兰妮，”等她稍微停顿，他看着她，眼神专注而平静，没有怜悯，只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沉着，“你相信我吗？”
布兰妮抬起泪眼朦胧的眼睛，望着他。在这个所有人都试图“管理”她、“治疗”她的世界里，李特的眼神里没有那些东西，只有纯粹的询问和等待。她像是抓住了黑暗中唯一确定的东西，用力地点了点头，泪水再次滚落：“我相信……我不知道还能相信谁了，李。”
“好。”李特点头。他知道直接安排她干什么都不现实，她的法律状态、孩子的问题都是巨大的羁绊。他需要更精准、更符合现状的策略。
“听着，布兰妮，”他语气沉稳，开始陈述他的分析，“你现在的情况，像陷入了一个复杂的法律和财务陷阱。强行对抗你周围的所有人，在你现在的状态下，胜算很低，而且会耗尽你最后的心力。”
他停顿了一下，让她消化这句话，然后继续说，语速不快，确保她能跟上：“我们需要一个支点。一个能让你重新获得一些主动权，并且能对外界产生影响的支点。这个支点，不是立刻夺回一切，而是先确保你有一个**安全、独立的空间**，以及一个律师团队能代表你发声、而不是代表他们的法律声音。”
他拿出手机，但没有立刻拨号，而是向她解释：“我现在会做两件事。第一，我会联系我在纽约合作的‘戴维斯-伍德’律师事务所。他们以处理高净值客户复杂纠纷和扞卫客户隐私着称，作风强硬，而且**只对我负责**。他们会派一个小组过来，评估你的法律文件，搞清楚你所谓的‘监护权’和财务管理的具体条款，寻找法律上的突破口。费用由我来处理，这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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