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座CW (恒星)
· 描述：一颗脉动变星
· 身份：位于狮子座的红巨星，距离地球约300光年
· 关键事实：是刍蒿增二型变星的原型，其光变周期约9个月，亮度变化可达数百倍。
狮子座CW（恒星）：脉动变星中的“刍蒿增二型原型”与红巨星的宇宙呼吸（上篇）
引言：红巨星脉动中的宇宙节律
在狮子座（Leo）的星图中，一颗看似普通的红巨星正以约9个月的周期，上演着宇宙中最壮观的“呼吸”——它的亮度从肉眼不可见的10等，攀升至肉眼可见的4等，变化幅度超过600倍；它的半径在膨胀与收缩间反复切换，如同心脏搏动般牵动着周围星际介质的涟漪。这颗名为狮子座CW（CW Leonis）的恒星，不仅是距离地球最近的刍蒿增二型变星（Mira Variable）之一，更因其作为该类型变星“原型”的特殊地位，成为研究恒星晚期演化与脉动机制的“活体实验室”。
狮子座CW的故事，始于300多年前天文学家对“游移星光”的好奇，发展于20世纪恒星演化理论的突破，如今在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JWST）的红外视野中续写新篇。它那长达314天的光变周期（约10.3个月，接近9个月的描述）、数百倍的亮度震荡，以及红巨星外壳的周期性脉动，共同构成了一部关于恒星死亡的“慢镜头纪录片”。当我们凝视这颗距离地球仅300光年的恒星时，看到的不仅是光与热的涨落，更是宇宙物质循环中最富诗意的章节——一颗恒星如何在生命尽头，用脉动书写最后的辉煌。
一、发现史：从“游移星”到“刍蒿增二型原型”的认知之路
狮子座CW的观测历史，是一部跨越三个世纪的“变星认知进化史”，见证了人类从肉眼猜想到精密测量的天文学飞跃。
早在18世纪，天文学家已开始系统记录恒星的亮度变化。1736年，法国天文学家让·菲利浦·德·舍索（Jean-Philippe de Chéseaux）在观测狮子座时，注意到一颗“亮度时隐时现”的恒星，但未将其列为变星——当时的天文学界普遍认为“恒星亮度恒定”，变星被视为观测误差或大气扰动的结果。直到1811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施密特（Johann Friedrich Julius Schmidt）在雅典天文台使用口径13厘米的折射望远镜，连续数月跟踪这颗星，才确认其亮度存在周期性变化：最亮时达4.8等（接近狮子座δ星的亮度），最暗时降至8.4等（需双筒望远镜观测），周期约310天。施密特的记录首次将狮子座CW从“游移星”中分离，标记为“狮子座新变星”。
19世纪末，随着摄影术与光谱学的应用，狮子座CW的研究进入新阶段。1896年，美国哈佛大学天文台通过照相底片比对，发现其光谱中存在强烈的氢、钙发射线，且谱线宽度随亮度变化——亮度最大时谱线最窄（恒星半径最小、表面重力最强），亮度最小时谱线最宽（半径最大、表面重力最弱）。这一现象揭示了恒星的“脉动本质”：亮度变化源于半径的周期性伸缩，而非大气遮蔽或新星爆发。1902年，俄国天文学家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甘斯基（Alexei Pavlovich Gansky）将这类变星命名为“刍蒿增二型变星”（Mira Variables），取自首个被确认的该类变星——鲸鱼座ο（刍蒿增二，Mira），而狮子座CW因周期稳定、变化显着，被列为“典型样本”。
20世纪的空间时代，为狮子座CW的研究带来革命性突破。1989年依巴谷卫星（Hipparcos）的视差测量，首次精确测定其距离为307±15光年（对应三角视差0.00327±0.00016角秒），误差较地面观测缩小一个量级；2009年盖亚卫星（Gaia）DR2数据进一步修正为302±5光年，确认其位于狮子座“镰刀”柄端附近（赤经09h32m47.4s，赤纬+07°58′11″）。光谱分析显示，其表面温度约3500K（比太阳低2200K），质量约1.5倍太阳质量，半径在300-400倍太阳半径间变化（相当于从水星轨道延伸到火星轨道之外）——这些数据使其成为研究红巨星脉动的标准模板。
二、物理本质：红巨星晚期的“脉动引擎”
狮子座CW作为刍蒿增二型变星，其本质是演化至渐近巨星分支（AGB）的红巨星。要理解它的脉动机制，需先剖析红巨星的结构与演化阶段。
（1）AGB阶段的恒星结构：三层“洋葱壳”模型
当恒星质量在0.8-8倍太阳质量时，核心氢燃料耗尽后会经历红巨星阶段，其中AGB阶段是演化的“最后狂欢”。此时，恒星核心由碳氧混合物构成（无法再进行核聚变），外包三层“洋葱壳”：最内层是氦聚变壳（将氦聚变为碳氧），中间是氢聚变壳（将氢聚变为氦），最外层是未聚变的氢包层。这三层结构在引力与辐射压的平衡中摇摇欲坠——氢聚变壳产生的能量，一部分用于维持恒星光度，另一部分则加热外层包层，使其膨胀；当包层膨胀过度，辐射压减弱，引力又将包层压缩，形成周期性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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