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三年春，长安城外的藉田里，唐玄宗李隆基扶着犁耙，在文武百官的注视下，有模有样地犁出三道深浅不一的沟垄。这场“天子亲耕”的仪式，与其说是农事，不如说是一场盛大的政治演出——犁完地，皇帝擦擦手，便宣布大赦天下，并赐都城百姓“酺三日”，也就是特许狂欢三天。消息传开，西市的酒肆老板笑歪了嘴，平康坊的歌姬忙断了弦，整个长安城弥漫着一种节庆前特有的、懒洋洋的喜悦。
在这片喜庆的底色上，两封来自地方的奏章，一前一后送到了玄宗的案头。前一封沉甸甸的，来自怀州刺史；后一封轻飘飘的，来自鲁山县令元德秀。它们像两颗味道迥异的果子，即将在帝国的筵席上，引发一番别样的滋味。
我们先说说那颗“沉甸甸的果子”。此刻，在洛阳通往长安的漕渠上，正呈现着一幅前所未有的繁忙景象。穿着短衫、皮肤黝黑的纤夫们喊着低沉的号子，巨大的漕船首尾相接，像一条缓缓游动的钢铁（噢，不，是木头）巨龙。船里满载的不是别的，正是黄澄澄的粟米。这些粮食从江淮征来，以往运到关中，堪称一场噩梦：陆路车马劳顿，花费惊人；水路因三门峡砥柱之险，覆船事故多得让押运官听见水声就腿软。每年浪费在运输上的“僦车钱”，能让户部尚书心疼得半夜醒来对着账簿叹气。
改变这一切的，是个叫裴耀卿的干瘦老头。他当时以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兼管漕运，官不小，人却朴素得像县学里的老教谕。接到这个烫手山芋后，他没急着烧三把火，而是揣着个算盘，沿着漕路走了整整两个月。白天看水流、量地势，晚上就着油灯噼里啪啦地算，算得随从都怀疑自家大人是不是改行当账房先生了。
裴耀卿的妙计，其实是一套极其务实又精巧的“接力赛”。他在漕运沿线关键处——汴河口、黄河口、三门峡东西两侧——设立了大型粮仓，取名“河口仓”、“河阴仓”、“柏崖仓”等等。江南来的粮船，不必再冒险穿越整个黄河，只需开到汴河口，卸粮入仓，便可轻松返航。粮食由朝廷组织的专门船队，分段、分时节（避开黄河汛期）逐步西运。这就好比让一个瘦子挑千斤重担走百里路会累死，但找十个壮汉分段接力，就轻松多了。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三年下来，运到长安的粮食达到了惊人的七百万斛，堆满了太仓的每一个角落。更让户部官员眉开眼笑的是，足足省下了三十万缗的运输费。当这笔巨款的账目清晰呈上时，裴耀卿的衙门里发生了一场有趣的对话。
他的某个机灵下属（我们姑且叫他“贾聪明”）搓着手，眼睛发亮地献计：“裴公，此乃不世之功啊！何不将所省三十万缗，择其精美者，铸成金器，或采办奇珍，献于陛下？此所谓‘以利市宠’，陛下必感公之忠勤，恩赏加倍！”贾聪明说得唾沫横飞，仿佛已经看见裴耀卿加官进爵、自己也跟着鸡犬升天的美好未来了。
裴耀卿正伏案查看一幅漕渠图，闻言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并不存在的眼镜（唐人当然不戴眼镜，但他那专注审视的神态，活像后世的老学究）。他盯着贾聪明看了半晌，直看得对方心里发毛，才慢悠悠开口，声音平静却像小锤敲在铜磬上：“这省下的每一文钱，是公家的‘赢缩之利’，是东南百姓汗水所聚，关中军民口腹所系。用它来换取我个人的恩宠？”他摇摇头，拿起笔，在奏章上坚定地写下：“请以所省钱，悉充‘和市籴’之本。”——也就是说，这笔钱将继续作为国家采购粮食的专项资金，让利民的循环继续滚动下去。贾聪明碰了一鼻子灰，讪讪退下，大概心里还在嘀咕：“这老头，真不会做官。”
我们再掉转目光，看看那颗“轻飘飘的果子”。就在裴耀卿噼里啪啦打着为国为民的算盘时，远在河南道的鲁山县，县令元德秀正面临一个“难题”。皇帝亲耕大酺，天下州郡长官照例要上表称贺，并附上些“心意”。这几乎是官场不成文的规矩，也是地方官在皇帝面前露脸的好机会。
怀州刺史显然深谙此道。他的贺礼队伍浩浩荡荡，抬着用犀角、象牙装饰的奢华工艺品，镶嵌着宝石的屏风，还有据说产自岭南的珍禽异兽皮毛，一路招摇，恨不得让全天下都知道怀州的“忠心”与“富庶”。相比之下，元德秀的贺礼寒酸得让人心疼：没有珍宝，没有奇玩，只有他从鲁山本地乐工中挑选的几个人，以及他亲自编写歌词、教授排练的一首乐曲，名叫《于蒍歌》。
元德秀这个人，在当时官场是个异类。他穿粗布衣服，吃糙米饭，俸禄多半接济了县里的孤寡。办公的厅堂简陋得下雨会漏，他却说“正好听雨读书”。士大夫们私下议论他，有笑他迂腐的，但更多是佩服他的清介自守，称他为“元鲁山”（以地望尊称），这名声甚至传到了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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