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没全亮我们就出发了。
镇口一个放牛的老汉蹲在石头上吃烤红薯，听说我们要去岩寨，拿红薯指了个方向道：“顺着河沟往上走，过了石桥往右边山梁子上爬，翻过去就到了。”
“路好走吗？”
老汉咬了一口红薯，含含糊糊道：“不好走，你们穿这个鞋子，小心点，那边摩托车能过，一个人骑都得万万小心。”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脚上的运动鞋，再看看双哥的皮鞋。
出发前没想过这茬。
前半段还行，沿着河沟走，石头多，但起码是平的。
过了那座石桥之后路就变了。
哪叫路？
就是前面的人踩多了踩出来的一条土沟，宽的地方能走两个人，窄的地方我得侧着身子贴山壁才能过去。
也不知道说的摩托能过那条路在哪里！
脚底下全是烂叶子和碎石头，一脚踩下去打滑，得拿手扒着旁边的树根借力。
双哥摔了一跤。
膝盖跪在石头上，手掌撑地的时候擦破了一层皮，渗出血珠来。
他爬起来，把那个装红皮鞋的塑料袋从地上捡起来拍了拍灰，继续走。
没吭声。
雾气从山谷底下翻上来，衣服上一层水珠，贴在身上又冷又黏。
我折了根粗树枝在前面开路，把挡道的灌木丛拨开，回头瞟了一眼，双哥跟在后面，低着头，一步一步地踩，表情跟去上刑场没什么两样。
爬了一个多钟头，翻过第一道山梁。喘匀了气继续走。
林子里有鸟叫，一声长一声短的，空荡荡地在山谷里弹来弹去，除了这个就剩我们俩的喘气声了。
第二道山梁比第一道陡。
有一段几乎是手脚并用地往上爬，双哥又摔了一跤，这回是往后滑出去两米多，被一棵歪脖子松树挡住了。
我拉他上来的时候，他裤子膝盖那里已经破了个洞，里面的肉翻着皮。
“还走得了吗？”
“走。”
他就说了这一个字。
翻过山梁顶的时候，雾散了一些。
岩寨村就在下面。
十几栋木头吊脚楼，散在一个山坳里，黑色的瓦顶上长着一层绿毛。
有几栋已经塌了，椽子戳在半空中，像断掉的肋骨。
一条细溪从村子当中穿过去，溪边几块巴掌大的水田，种着些蔫不拉几的青菜。
没有鸡叫，没有狗叫。
炊烟都只有一两户在冒。
我在广州待久了，城中村再破再烂，好歹有人气。
这地方，不像是有人住的，像是被人忘了的。
双哥站在山梁上往下看。
他手里那个塑料袋攥得死紧，袋子上的褶子都攥出了深痕。
我没说话。
说什么？
说没事？
说会好的？
我自己看着都觉得嗓子发堵。
下山的路比上山好走。
十几分钟到了村口。
溪边碰见一个驼背的老太太，背上一个竹背篓，里面装着捆柴火，人被压得快要对折。
我用普通话问她周老师住哪里。
老太太摆摆手，听不懂。
我又问了一遍，放慢了语速，加上手势比划。
老太太总算搞明白了，冲村子最里面指了指，叽里咕噜说了一串话，一个字没听懂。
不是云贵川语言差不多的嘛？
难道我是假的四川人？
路过一块平地的时候我脚步慢了。
那块地被人整过，压得挺平，地面上用石灰画了几条线，歪歪扭扭的，间距也不均匀。
像是跑道。
旁边一棵歪脖子树上钉着一块木板，红漆写了四个字“岩寨小学”。
红漆掉了一半，剩下的也褪成了粉色。
学校在旁边。
几间石头房子。
窗户上没玻璃，糊着塑料薄膜，风一吹呼啦呼啦响。
里面传来小孩念书的声音。
稀稀拉拉的，几个嗓子混在一起，有的快有的慢，像是各念各的。
另一间房里的孩子大了些，自觉的在看书，没看到老师。
双哥的脚钉在原地了。
他盯着那间石头房子，喉结上下动了两下，没迈步。
“你在这儿等着。”我说。
我走到教室门口，往里瞟了一眼。
石头墙刷了半截白灰，上面那半截是裸的石头。
黑板是一块木板，刷了墨汁当黑板使，粉笔头只剩指甲盖大的碎疙瘩，搁在黑板槽里攒了一排。
约莫十个孩子，大的六七岁，小的四五岁，挤在两张长条桌后面。
板凳有高有矮，有正经的木凳，有从别处搬来的旧椅子，靠墙那个最小的男孩坐的是一截锯平了的木桩。
讲台前面站着一个女人。
灰色棉袄，头发扎成马尾，脸颊上有晒斑，手背上几道裂开的口子，是冻疮留的。
这个地方比我想象中冷多了。
跟双哥以前形容的那个人不像。
他说过那姑娘白净，爱笑，在厂里穿裙子上班，别的女孩都穿工服，就她不一样。
现在这个人，三十岁不到，看着像四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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