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正们比坊正更好说话。见文安问得细,说话也客气,便恨不得把乡里的情况都倒给他听。
哪个乡的田地好,哪个乡的田地薄;哪个乡的水渠通了,哪个乡的水渠淤了;哪个乡今年收成好,哪个乡今年收成差。文安一边听一边记,有时候要问好几遍,才能把那些数字和地名记清楚。
走完五十九乡,又是大半个月之后的事了。
这一个多月,文安早出晚归,每日都在外面跑。好在张婶七夕后便回到了这边,饭食无忧。崔佳与丫丫暂时先在侯府那边。
文安把自己关在书房里。
说是书房,其实只是正房旁边一间小小的厢房,原本是放杂物的,崔佳之前让人收拾了出来,摆了一张书案,一把椅子,靠墙放了个书架。
书架上的书不多,大多是文安从永兴坊搬过来的,还有几本新添的长安县志。
他在书案前坐下,铺开纸,开始把这一月走访所得的东西分类整理。
他先按坊、乡分了类,又按人口、土地、道路、民生、制度、买卖、经济、教育、医疗、养老、人文等条目做了索引。
起初文安只是写些零散的条目,后来觉得太散,便重新梳理了一遍,把各坊各乡的数据汇总起来,制成几张表。
人口:长安县在册两万三千八百余户,男女老幼共计十一万九千余人。
这些是他根据各坊正、乡正报上来的数字汇总的,比簿册上少了些,簿册上登记的是两万四千户,他走访时发现有些户已经迁走了。
土地:全县在册田亩共约六十五万亩。他走访时发现有不少田亩被大户隐占,实际耕种的田亩可能比簿册上登记的少得多。
道路:城内五十四坊的道路大多完好,只有贫困坊的坊街道路不畅,常年失修。而城外五十九乡则有不少道路年久失修,遇到雨天便泥泞不堪。
民生:各坊、各乡都有一些日子过得紧的百姓,有些是因为赋税重,有些是因为田地薄,有些是因为家中有病人或老人要供养。
制度:各坊、各乡的坊正、里正、乡正,大多是本地人,有些是推举的,有些是世袭的,与县廨的关系远没有簿册上写得那么好。
这些条目,他花了整整三日才整理完,案桌上堆了厚厚一摞纸,连书架上都搁了几卷。他把那些纸张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又在每册的封面上写了标题,码好,放进一只大木箱里。
陆青安后几日进来添茶时,看见那只木箱,道:“郎君这几日竟写了这么多东西?”
文安抬起头,揉了揉有些发酸的眼睛,道:“写完了。这些日子走访所得,都在这儿了。”
文安在书案前坐了一会儿,看着那只大木箱,心里盘算着接下来该做什么。人口和土地,是这个时代最要紧的两件事。
人口关系到赋税和徭役,土地关系到百姓的生计。这两件事要是办不好,其他事做得再多也是白搭。
他想起走访时看到的那些情形。有些乡里土地肥沃,可种地的却大多是老弱妇孺,青壮都去长安城谋生了;有些坊里人口密集,可赋税却比别处重,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他又想起簿册上登记的户籍数字和实际走访看到的差异。
那些隐户、逃户、流民,都不在册。他们在长安城里讨生活,却不算长安县的人,不用交赋税,也不用服徭役。这既是赋税的损失,也是治安的隐患。
看着列举的条目和记录的书卷,文安想着既然做了这个长安令,总要为百姓,为这个时代做些事情。
谯楼衙鼓制度实行得很顺利,在坊间受到了百姓的好评,文安在长安县的人望也越来越高,张礼私下总是唉声叹气的,他的“下马威”还没怎么开始,便实施不起来了。
文安在书案前坐了很久,提笔开始写一份申状。
“正议大夫行长安令文安状上雍州长史阁下,某猥以凡材,叨宰畿赤。上任甫始,幸得众人之助,狱成倭奴略买刑狱。后某巡访辖地,至今一月有余……”
他写得很慢,每一段都要反复斟酌措辞,既要把事情说清楚,又不能显得太过激进。
他先写人口。长安县在册近两万四千户,但他走访时发现,实际居住的人口远不止这个数。那些不在册的隐户、逃户、流民,少说也有几千人。
这些人不交赋税,不服徭役,却占着长安县的土地和资源。长此以往,不但赋税损失,治安也会出问题。
他建议清查全县人口,把隐户、逃户、流民甚至僧尼都登记在册,该交赋税的交赋税,该服徭役的服徭役。但清查之前,要先制定政策,给这些人一个缓冲期。
他又写土地。长安县的土地,名义上都是朝廷的,但实际上有不少被大户隐占。那些大户通过各种手段,把公田变成私田,把簿册上的田亩数字改小。
真正种地的百姓,反而没有足够的地种。他建议丈量全县土地,把被隐占的田亩清查出来,重新分配。但丈量之前,要先摸清哪些田亩是被隐占的,哪些田亩是百姓自己开垦的,分清楚再动手。
还有庙产和道观名下的田地。不过文安没有详细描述,不是文安不想写,而是每到一处寺庙和道观时,一旦涉及这类的话题,被问话的人总会左顾而言他,迅速转移话题,没有例外,这让文安颇为无奈。
写完人口和土地,他又想了想,加了一段关于赋税的。他说各坊、各乡的赋税负担不均,有些坊、乡赋税重,有些坊、乡赋税轻。那些赋税重的坊、乡,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的,长此以往,恐怕会出问题。
申状最后建议重新核定各坊、各乡的赋税额度,按照实际人口和田亩来分配,让赋税负担更公平一些。牵扯到的具体数据,除了有县廨典籍外,还加上了自己巡访的实际数值。
“干冒钧严,不胜惶悚。谨状。贞观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正议大夫行长安令文安状”
通篇申状有理有据,言简意赅,数据翔实,绝非泛泛空谈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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