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菜市场听卖鱼的王婶说的，她说阿来头被押上刑场时，脸白得像张纸，腿软得站不住，是被两个法警架着走的。我手里提着的草鱼在塑料袋里扑腾，溅了我一裤腿的水，我却没心思擦。
那天晚上，我翻箱倒柜找出了藏在床板下的那把刀。那是把弹簧刀，去年生日时同学送的，说是“出门在外，总得有点家伙防身”。我确实带过几次，走夜路时攥在手里，觉得腰杆都能挺直些。可现在看着那闪着冷光的刀刃，脑子里总浮现出化肥厂宿舍门口的血泊，还有阿来头被架走时的样子。后半夜，我悄悄爬起来，把刀扔进了下塘桥下的芦苇荡里。水面“咚”的一声，像块石头落进了心里，倒也踏实了。
扔刀那晚的月亮很薄，像片被风刮碎的瓷片，贴在下塘桥的水面上。我蹲在桥洞下，看那把弹簧刀沉进芦苇荡时带起的涟漪，一圈圈晕开，把月光搅成了碎银。水里有我的影子，缩着肩膀，像只受惊的鸟——原来我也会怕。
以前总觉得带把刀是厉害，走夜路时摸到冰凉的刀柄，就敢瞪那些斜着眼看我的混混。可阿来头被法警架着走的样子，还有化肥厂宿舍门口那摊没来得及擦的血，总在眼前晃。那血是热的吧？流在地上的时候，会不会像夏天晒化的柏油，黏住路过的蚂蚁？
我开始练钢球。天不亮就爬起来，院子里的炮筒树还浸在露水里，树干滑溜溜的。起初扔出去的钢球总打偏，要么撞在墙根的青苔上，弹回来砸到脚脖子，要么就飞进隔壁吴家的鸡窝，惊得母鸡咯咯叫。吴婶隔着墙骂：“木子你发癔症呢？大清早砸我家鸡！”我拎着俩鸡蛋赔罪，下次照样练，只是准头慢慢攒了些。
三个月后，我能打中炮筒树最粗的那根枝桠。那枝桠上有个疤，是去年雷劈的，黑黢黢的像只眼睛。每天晨光刚漫过墙头，我就站在院心，手里攥着磨得发亮的钢球，盯着那疤。手腕一抖，“啪”的一声，钢球准准嵌进疤里，震得枝头的露水簌簌往下掉。练到后来，闭着眼都能听出球落的位置——砸在树干上是“咚”，打在枝桠上是“啪”，要是偏了砸到青砖地，就是脆生生的“叮”。
有回小毛逼来找我，撞见我正扔石头打院墙上的壁虎。他蹲在门槛上看了半晌，忽然说：“你这手劲儿，不去当弹弓队的教练可惜了。”我没理他，手里的小石头“嗖”地飞出去，壁虎尾巴一翘，没影了。石头打在砖上，碎成两半。
“你以前不总带把刀吗？”小毛逼又说，“我见你跟甪里街的黄毛起冲突，手都摸到刀柄了。”
我捡起草丛里的钢球，往兜里塞。“刀沉。”我说。其实是怕，怕哪天真被逼急了，那把刀会像阿来头同伙手里的折叠刀一样，捅出去就收不回来。血一旦沾在手上，怕是这辈子都洗不掉，就像下塘桥的淤泥，踩进去就陷到底。
日子像炮筒树的叶子，落了又长。我离开东栅大街那年，树已经长得比院墙还高，最粗的枝桠够到了二楼的窗台。我最后扔了次钢球，打在老地方的疤上，“啪”的一声，惊飞了几只麻雀。
再想起这些，已是四十年后。湘江边的风裹着水汽，吹得人眼睛发潮。朋友还在惊叹那两只被打中的鸡，我却望着荒草丛发愣。刚才扔石头的瞬间，手腕的弧度、眯眼瞄准的角度，竟和当年在东栅大街的院子里一模一样。
原来有些东西真的生了根。不是刀，不是狠劲，是藏在骨头里的准头，是被逼到绝境时也能攥紧拳头而非拔刀的克制。就像炮筒树，哪怕被雷劈出疤，也照样往高里长，把根扎在泥里，扎得深，才站得稳。
那年我在株洲做服装生意，几个朋友从乡下带来两只土鸡，说是散养的，会飞，让饭店帮忙加工。结果饭店学徒打开纸箱时没留神，两只鸡“扑棱”一下就飞了出来，直往江边的荒草丛里钻。那草长得比人高，真让它们钻进去，再找就难了。
朋友们都急着去追，我却下意识地蹲下身，从地上捡起两块鹅卵石。阳光晃眼，鸡飞得正急，翅膀拍得“啪啪”响。我眯起眼，手腕轻轻一抖，两块石头一前一后飞了出去。
“咚”“咚”两声闷响，几乎是同时传来的。
朋友们都愣住了，眼睁睁看着那两只鸡扑腾了两下，就歪在地上不动了，只爪子还在轻轻抽搐。
“木子，你……你这是啥功夫？”一个朋友瞪着眼，手里的烟卷都掉了，“看着跟个教书先生似的，胳膊劲儿比屠夫还大？”
我笑着拍了拍手上的灰，没说啥。风从湘江面上吹过来，带着点水汽的腥甜，恍惚间竟像是回到了东栅大街的院子里，晨光里，炮筒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我手里的钢球在空中划着弧线，落下去时，总能惊起一片叶子。
有些东西，埋在泥里，生了根，就再也拔不掉了。
抛刀夜静水纹颤，
砺石朝来树影寒。
四十年光腕底劲，
犹从泥底扎深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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