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哪行。”我回过神，赶紧掏出钱，“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徐伟也摸出钱包，我们一人买了一包，他捏着烟盒在手里转了两圈，突然斜着眼看我：“你大老远骑这么久，就为了来这儿买包烟？”
我心里一紧，脸上却堆起笑：“不然呢？这儿的烟好抽，你不也买了？”
他摇摇头，没再追问，只是那眼神里的怀疑，像根细针，轻轻刺了一下。也难怪，那时候虽然香烟金贵，紧俏得很，但为了买包烟跑这么远，听着确实像借口。可除了这个，我又能说什么呢？
往回走时，朱菊明她爸站在门口喊：“回去走农沟那边的大路，过东塔桥就到甪里街了，那儿好走，还近！”
我们应着声，顺着他指的路骑。果然比来时顺畅多了，水泥路虽然坑坑洼洼，却不用再绕田埂，风里带着水腥气，估计离河不远。等骑到甪里街，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太阳爬到头顶，把影子晒得短短的。
上吴泾桥时，徐伟突然刹住车：“到饭点了，去我家吃口？随便弄点，总比在街上啃干馍强。”
我愣了一下。认识徐伟快两年，都是他往我家跑，还从没去过他家。“方便吗？”
“有啥不方便的，我妈可能加班，家里就我一人。”他蹬着车往前冲，“认认门，以后好找我喝酒。”
他住的是厂里的家属区，二层楼的一房一厅，墙皮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黄土。过道里堆着杂物，煤球炉子的味道混着饭菜香，热烘烘的。他家在最后一排的一楼，一进门，我就愣住了——屋子不大，却收拾得整齐，桌上的搪瓷缸摆得笔直，床单一尘不染，跟他平时邋里邋遢的样子完全不像。
“我妈爱干净，每天都得擦三遍桌子。”徐伟挠挠头，从门后拖出双拖鞋，“坐，我做饭。”
我原以为他只会泡方便面，没想到系上围裙还真像那么回事。淘米时，手指在水里轻轻搅动，米粒在搪瓷盆里打着转；点煤油炉时，“咔哒”一声划着火柴，蓝火苗舔着炉芯，他侧着脸调风门，睫毛在眼睑下投出一小片阴影。
“家里就这点菜了，”他打开碗柜，掏出两棵莴笋，叶子还鲜灵着，“还有俩番茄，四个鸡蛋，对付吃吧。”
我没应声，走到窗边往外看。家属楼的空地上，几个老太太坐在小马扎上择菜，孩子们追着皮球跑，笑声顺着风飘上来。这场景很陌生，却又透着点温暖，像小时候邻居家的院子，总有人在门口喊“吃饭喽”。
在宿舍区转了一圈，跟晒太阳的大爷聊了两句，回去时，饭还在锅里咕嘟着，菜却已经摆上桌了。一盘莴笋叶，绿得发亮，上面撒了点盐粒；一盘番茄炒蛋，红的番茄，黄的鸡蛋，油光锃亮；还有个煎鸡蛋，边缘焦脆，中间的蛋黄颤巍巍的，像块嫩黄的玉。
“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我拿起筷子，夹了口番茄炒蛋，酸甜味在舌尖炸开。
“饿出来的本事，”徐伟从床底下摸出两瓶黄酒，标签都磨掉了，“我妈一加班，就得自己开火。来，喝点。”
酒瓶“砰”地打开，一股醇厚的酒香飘出来。我们没找酒杯，就对着瓶口喝，酒液滑过喉咙，带着点微辣的暖意，慢慢淌进胃里。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从车间的主任骂人像训孙子，到隔壁班的姑娘偷偷给男工塞糖，再到以后想攒钱买辆永久牌自行车，吹得天花乱坠，却没人较真。
这是我第一次在徐伟家吃饭，阳光透过窗户，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说话时，嘴角沾了点酒渍，像个没长大的孩子。
一直喝到日头偏西，酒瓶见了底，菜也吃得精光，两人都有点晕乎乎的。“去城里转转？”徐伟抹了把嘴，眼睛发亮，“坐得屁股都麻了。”
我点点头，站起身时晃了一下，赶紧扶住桌子。骑车往城里去，风一吹，酒劲醒了大半，环城南路的树影拉得老长，把路面切割成一块一块的。
“去小周健家看看？”徐伟突然拐了个弯，“那小子前阵子说弄了台收音机，能收到台湾的台。”
周健家在南门头，也像是个家属楼，他家在二楼，门口挂着褪色的灯笼。他果然在家，正趴在桌上摆弄收音机，见我们来了，赶紧把电池抠出来，往床底下塞：“嘘，别声张，被发现要出事的。”
“胆小鬼。”徐伟拍了他一下。
我坐在旁边的板凳上，打量着小周健。他穿了件中装褂子，藏青色的，领口和袖口都缝得整整齐齐，显得比平时精神。“你这衣服挺好看。”我忍不住说。
“好看吧？”他挺了挺腰，“前面巷子里的女裁缝做的，手艺绝了。”
“哦？”我心里一动，“在哪？我也想做一件。”
小周健往门外指了指：“不远，就在南门大街，你去了一问就知道，那女的还教徒弟呢。”
出了周健家，我们顺着他指的路往南门大街走。这条路好久没走了，还是上学时到一中比赛晚上没事来逛过，路面是青石板铺的，宽不过二三米，两旁的楼房都是两层的砖木结构，黑瓦红墙，窗棂雕着花纹。走到醋坊桥附近，看到个石库门，门楣上刻着“酱园”两个字，漆皮剥落，却透着股老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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