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说长不长，说短却足够把一个人的骨头拆下来，重新装成另一副模样。
上海，英租界，七月。黄浦江的风卷着煤烟、汗臭、香水与铜臭，一齐灌进我肺里，像一口掺了辣椒水的烟。我站在外滩十六铺码头，望着那座哥特式钟楼——时针指向七点，天色却暗得发青，云层压得很低，像要给谁盖棺。
我口袋里只剩十块大洋。硬铮铮的银圆相互碰撞，声音清脆，却寒碜得让我直不起腰。三个月前，我在永定门外烧掉船票、烧掉转经筒，也烧掉了俩字的面子；三个月后，我和芸妞挤在法租界一间亭子间，月租九块，水电另算。老赵的酒壶被我当了，换来的钱，一半给她买雪花膏，一半买报纸——我想看看，那幅火器图，到底会落进谁的手里。
报纸没让我久等。头版大黑字：鎏金转经筒今晚拍卖，内藏乾隆御制火器图，起拍价五万大洋。旁边配着照片：筒身鎏金闪亮，筒底裂缝隐约可见——正是我亲手炸开的那道疤。我盯着报纸，指节捏得发白。芸妞端着搪瓷盆进来，盆里是洗到发灰的戏服。她瞥见标题，手一抖，盆掉地，一声脆响。
我们谁都没说话。窗外，电车的铃铛哐啷啷掠过，像给沉默打更。半晌，她弯腰拾起报纸，轻轻抚平折痕，声音低却清晰：李三，咱们得去。我抬头，看她眼眶发红，却倔强地没掉泪。她道：你烧过一次，他们还能把它拼回来；你再躲，它就真成别人的枪了。一句话，像火星子落进干草，我胸口地热了——是啊，躲了三个月，躲得掉债吗？
拍卖会在公共租界最高级的礼查饭店举行，英式洋楼，红砖拱窗，门口站着缠头红布的印度巡捕。我换了一身半旧西装，是当掉老赵酒壶后留下的唯一体面；芸妞穿上她保存得最好的阴丹士林旗袍，头发用桂花油抿得乌亮。镜子里，我们像一对再普通不过的小夫妻，去赴一场并不属于我们的盛宴。出门前，她把剩下的十块大洋数出五块，塞进我掌心：车钱、酒钱，可能还要买一份拍卖手册。我苦笑：原来十块钱也能掰成两半花。她挑眉：十块能买一场翻身仗，值。
礼查饭店大厅，水晶吊灯亮得像白昼，香槟塔叠得比人高。我递上请柬——那是昨晚偷的，用两片剃刀片、三根铁丝，从一位南洋富商口袋里顺来。门卫打量我磨出线的西装袖口，眼里闪过轻蔑，却还是放行了。地板打过蜡，皮鞋踩上去作响，像给心跳打拍子。握握芸妞的手，掌心全是汗。
拍卖台中央，转经筒被罩在玻璃柜里，筒底裂缝用金箔细心补过，像一道贴了金疮药的疤。它旋转着，底座装了小马达，梵文在灯下闪闪发亮，仿佛在说：我又回来了。我盯着它，三个月的逃亡、饥饿、希望、绝望，一齐涌到喉咙，噎得我发苦。
主持人是洋行拍卖师，一口沪上英文夹汉语：Ladies and gentlemen，接下来这件标的，来自神秘的紫禁城......起拍价，五万大洋！槌音落下，竞价牌此起彼伏，像雪片飞进火塘。我捏着号牌147，却迟迟举不起来——五万，把我卖了也凑不出零头。芸妞在桌下按住我膝，小声而快：别急，等真正的买主露头。
真正的买主，很快露头——孙孟荣。他比三个月前更白，更瘦，右手缠着白纱，那是被磷火灼伤的疤。他坐在第二排，举一次牌，加一万。价格跳到十万时，场内只剩他和一位戴金丝眼镜的洋行大班。我脊背发凉：原来革命党真把当生意，用图纸换枪炮，再用枪炮换地盘。理想？不过是他们橱窗里的标语，标价另算。
价格停在十二万五千。洋行大班耸肩，放弃。槌子将落未落，我耳边嗡鸣，忽然想起老赵的血、丐帮的棍、芸妞的刀，想起永定门外那把火——如果今晚我再不做声，所有血就真成廉价染料。我地站起，声音嘶哑：
全场目光刷地射来，像探照灯。拍卖师皱眉：这位先生，请坐。我却不坐，抬手指向玻璃柜：这东西，是假的！人群哗然。孙孟荣回头，目光与我相撞，瞳孔猛地收缩，像蛇碰到火。我抬高声音：三个月前，真筒已在北平被毁，此物乃清宫匠人后补，火器图残缺不全！一句话，把拍卖师的脸说成了猪肝色。
保安冲来，要把我架出去。我反手掏出一物，拍在桌面——那是快手马仿筒时，偷偷拓下的梵文铜板，每一道纹路都与真品无异，却少了关键两行密咒。我吼：谁懂梵文，谁来验！场内顿时炸锅，竞价者纷纷放下牌。孙孟荣脸色铁青，举牌的手悬在半空，像被冻住。
芸妞趁机站起，声音清亮：诸位若不信，可请宝源行鉴定师——我表叔正在现场！她目光一扫，后排果然立起一位中山装老者，手持放大镜，冲主持人点头。拍卖师骑虎难下，只得开锁取筒。鉴定师掏出铜板，两相对照，又细观筒底补缝，最后宣布：经文缺漏，确为后补之物！此话一出，全场哗然，竞价者要求退保证金，记者蜂拥拍照。十二万五千大洋的生意，瞬间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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