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早春的风还带着冬末的刺骨寒意，卷着沙砾砸在城郊建筑工地的铁皮工棚上，发出 “哗啦啦” 的声响。张建国蹲在工地西北角的断墙下，背靠着冰凉的水泥墩，左手夹着支快要燃尽的烟，右手无意识地摩挲着工具箱的金属锁扣 —— 锁扣上的铁锈蹭在掌心，混着烟油的黏腻，像层洗不掉的痂。
烟蒂已经积了半寸灰，风一吹，火星子跳了跳，落在他磨出毛边的裤脚上，他浑然不觉。视线越过纵横的钢筋架，能看到远处纺织厂的烟囱，孤零零地戳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和工地上的塔吊形成两道沉默的剪影。三个月前纺织厂贴封条那天，他也是这样蹲在厂区门口，只不过那时手里攥的是林慧递来的油条，现在捏的是两毛钱一包的劣质烟。
工具箱被他半开着，里面的物件码得整齐却陈旧：磨秃的扎钩、卷刃的钢丝钳、用胶带缠了三层的卷尺，最底层压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 —— 是他的下岗通知书，边角已经被工具磨得起毛，“解除劳动合同” 几个黑体字被汗水浸得有些模糊，却像针一样扎眼。上周整理工具时翻出来，他没敢给林慧看，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压回了箱底，像藏起一件见不得人的心事。
“老张，发什么呆呢？工头催着扎钢筋了！” 工友老李的吆喝声从钢筋堆后面传来，带着喘息，“再磨蹭今天的活儿就干不完了！”
张建国猛地回神，烟蒂烫得指尖一缩，他赶紧把烟屁股摁在水泥地上，碾了碾，留下个黑褐色的印子 —— 这是今天的第五支烟，烟盒早就空了，这最后一支还是早上跟老李借的。他撑着膝盖站起来，腰眼突然传来一阵刺痛，像有根针在里面扎，他皱了皱眉，顺手摸出裤兜里的去痛片，干嚼了两片，苦味在嘴里散开，却压不住腰上的酸胀。
这腰伤是去年扎钢筋时落下的，医生说要休养，可他哪敢歇。纺织厂破产后，他在工地找了份扎钢筋的活，日薪八十，看着比以前在厂里的工资高，可干的是实打实的苦力，还没社保，出了工伤只能自己扛。上个月工头说 “减员增效”，要裁掉几个手脚慢的，他每天都提着心，比谁都卖力，生怕这唯一的生计也丢了。
扛起捆钢筋往作业区走时，他瞥见工棚墙根堆着堆废铁，几个收废品的正用铁锤敲打着拆解，“叮当、叮当” 的声响在空旷的工地上回荡，刺耳得让人心慌。那声音让他想起纺织厂的织布机被拆解的那天，老工人蹲在零件堆旁哭的样子，突然觉得那些被敲碎的不仅是废铁，还有他们这些下岗工人的饭碗。
“听说没？东北那边好多个体户去年一年才赚六千八，还不到以前在厂里工资的六成。” 老李跟在他身后，压低了声音说，“我表弟在长春开小卖部，以前厂里月工资一千二，现在干个体户累死累活，月均才五百多。”
张建国的脚步顿了顿。六千八，这个数字像块石头砸在他心上。他想起林慧昨晚算账时说的话：“淘宝店上个月赚了三百二，早餐摊赚了两百八，加起来还不到六百，比你在厂里当技工时的月工资少一半。” 那时他没敢接话，只是闷头扒饭 —— 他现在一天八十，干满一个月才两千四，可工地不是天天有活，上个月就歇了十天，到手才一千六。
中午歇工时，他蹲在煤炉旁烤火，火苗蹿得老高，映亮了他眼角的皱纹，也映出了手上的老茧 —— 指腹的茧子是扎钢筋磨的，虎口的茧子是以前在纺织厂开机器留下的，层层叠叠，像老树皮。工友们围着煤炉聊天，有人说要去南方打工，说深圳的工地日薪能给到一百二；有人骂 “减员增效” 断了活路，说以前在厂里好歹有保障，现在干一天算一天。
张建国没说话，从工具箱里翻出个铝饭盒，里面是林慧早上给他装的馒头和咸菜。馒头已经凉透了，咬在嘴里硌得牙酸，咸菜还是熟悉的味道，却没了以前的香甜 —— 他知道，这咸菜是林慧凌晨三点起来腌的，为了多卖几毛钱，她把盐放得比平时少，自己却舍不得吃一口。
正吃着，手机突然响了，是林慧打来的。他赶紧走到没人的地方接起，声音放柔了些：“喂，家里没事吧？”
“没事，就是想跟你说声，淘宝店又来个订单，要五斤萝卜干。” 林慧的声音带着点雀跃，却掩不住疲惫，“王嫂帮我打包好了，下午就去寄。对了，家里的面粉快没了，我去粮店问了，涨了一毛钱一斤，我买了半袋。”
“涨就涨，别省着，你和王嫂也得吃。” 张建国说着，摸了摸口袋里的钱，早上出门时林慧塞给他五十块，让他买包烟，他到现在还没舍得花，“工头说这周末结工资，我回去给你带斤肉，包饺子吃。”
“不用买肉，省着点花，孩子下个月要交住宿费。” 林慧赶紧说，“我这鞋底又破了，下午找块纸板垫垫，还能穿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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