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清明前的傍晚，上海徐汇区的“阳光托管班”飘着消毒水和儿童零食混合的味道。张小莫踩着高跟鞋冲进走廊时，墙上的挂钟刚跳过18:35，秒针“咔嗒”一声，像踩在她紧绷的神经上。班主任李老师举着本牛皮纸签到册走过来，钢笔尖在“张小莫”的名字旁边顿了顿，然后重重划下一道波浪线，把“18:35”圈在里面——这是这周第三次晚接，波浪线已经在签到本上叠成了一团乱麻。
“莫莫妈妈，”李老师的声音带着职业性的温和，却藏不住一丝无奈，“这周晚接费累计280元了，财务那边催着结算。”她侧身让出身后的小沙发，念念正蜷在上面，怀里抱着个洗得发白的小黄鸭玩偶，书包上的毛绒小黄鸭蹭着沾满蜡笔的校服裤，留下道浅黄的印子。听到妈妈的声音，小女孩抬起头，眼睛里的红血丝像刚哭过，却立刻把手里的画藏到身后。
“对不起李老师，公司临时开董事会，耽搁了。”张小莫一边掏钱包，一边往女儿身边凑，指尖的顶针硌了掌心一下——早上给母亲织康复用的护膝，忘了摘下来。钱包里只剩三张百元钞，是她这个月扣完房贷、母亲护工费和父亲透析自付部分后，工资剩下的全部余额。她抽出两张递过去，钞票被捏得发皱，边角卷成了小月牙，“下周我一定准时来。”
“妈妈。”念念终于小声开口，把藏在身后的画递过来。蜡笔画的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缘参差不齐，上面歪扭地写着个“家”字，宝盖头的撇和捺拉得很长，像要把什么东西罩住，可“家”字里面只有一个扎羊角辫的小人，手里举着小黄鸭，周围全是空白的，连太阳都没画——以前念念画太阳，总会涂成暖融融的橘色，像电饭煲的保温灯。
“怎么没画爸爸妈妈？”张小莫蹲下来，帮女儿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刘海，指尖碰到她冰凉的耳垂——托管班的空调开得太足，孩子穿少了。念念把脸埋进她的颈窝，小黄鸭玩偶的绒毛蹭着她的西装领口，声音闷闷的：“爸爸妈妈总不在家，画了也没用。”她顿了顿，突然问，“妈妈，晚接费是什么？是不是我等得越久，你就要花越多钱？”
托管班的走廊里，其他家长正牵着孩子往外走，笑声和脚步声混在一起，衬得这句问话格外刺耳。李老师递来一杯温水，是给念念留的，杯壁上贴着张卡通贴纸：“念念今天很乖，帮小朋友叠了积木，我给她留了小饼干。”饼干放在个小铁盒里，印着野雏菊的图案——是张小莫公司的周边，上次给托管班捐的。
走出托管班时，晚风吹得人打了个寒颤。念念攥着蜡笔画，小手冰凉，张小莫把女儿的手塞进自己的口袋里，顶针的银质边缘蹭到孩子的掌心，念念“呀”了一声，却没躲开，反而攥得更紧。“晚接费是托管班老师陪念念的钱，”她尽量把声音放得温柔，“不是念念的错，是妈妈不好，没能准时来接你。”
公交车站的长椅上，母女俩坐下来等车。念念突然指着对面的汉堡店：“果果说，她爸爸每天都带她吃汉堡，还陪她玩滑梯。”她从口袋里掏出颗皱巴巴的糖果，是李老师给的，“妈妈，我不要汉堡，你能不能早点来接我？昨天我等你的时候，外面下雨了，我以为你忘了我。”
张小莫的鼻子一酸，想起昨天的暴雨，她在医院给母亲签手术同意书，手机没电关机，没能给托管班回电话。等她冒雨赶到时，整个托管班只剩念念一个人，李老师陪着她在门口盼，小女孩的裤脚全湿了，却抱着小黄鸭说“妈妈肯定会来的”。那时候她就想，一定要调整工作时间，可今天的董事会开了三个小时，讨论野雏菊童装的海外拓展计划，根本抽不开身。
手机响了，是护工李姐发来的视频：“莫莫姐，阿姨今天能自己坐起来了，还说要给你织小袜子。”视频里，母亲靠在床头，手里拿着毛线针，腿上盖着婆婆织的毛毯，父亲坐在轮椅上，正给她递毛线球。“你爸今天透析很顺利，医保报销后没花多少钱，你别担心。”李姐的声音带着川北口音，温暖又踏实。
“妈。”张小莫把手机递给念念，女儿立刻凑到屏幕前：“外婆，你什么时候好？我教你唱《小星星》。”母亲的眼睛亮起来，握着毛线针的手颤了颤：“念念乖，外婆很快就好，等外婆好了，天天去接你放学。”挂了视频，念念把手机还给她，小声说：“外婆比妈妈准时。”
公交车来了，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张小莫抱着念念挤在后门，女儿的蜡笔画被挤得卷了边，“家”字的宝盖头被压出一道折痕。旁边有个年轻妈妈在打电话，声音很大：“我跟你说，这个项目我必须拿下，不然绩效奖金就没了，孩子晚接就晚接，托管班又不是没人管。”她怀里的孩子哭着要妈妈抱，却被她不耐烦地推开。
“妈妈，她的宝宝哭了。”念念指着那个孩子，“她是不是也怕妈妈忘了她？”张小莫抱紧女儿，想起自己小时候，母亲怀二胎被罚没缝纫机后，总带着她去工地给父亲送午饭，那时候日子苦，却每天都能和父母在一起。她掏出那张皱巴巴的晚接费收据，上面的“280元”被汗水洇得有点模糊，这钱够给念念买两双新鞋子，够母亲一天的护工费，也够她半天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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