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2日,哈尔滨的黎明来得迟缓而凝重。
松花江还在冬眠,冰面泛着幽蓝的冷光,像一块巨大的、布满裂痕的玻璃。林默站在江堤上,风从江面卷来,带着冰碴子打在脸上,细密地疼。他俯身,军大衣下摆扫过冻得硬邦邦的泥土,手伸向江边——那里的冰已经开始融化,露出一掌宽的黑水。
他挖起一把土。
土是黑的,东北特有的、能攥出油来的黑土,可此刻在他掌心,却硬得像碎石子。他用手指捻,土块缓慢地碎裂,露出里面依然冻着的芯子。寒气从指尖窜上来,沿着手臂,直抵心口。
“林工,冻土层测量结果出来了。”
身后传来年轻的声音。林默回头,看见省农科院的技术员陈树平,一张娃娃脸冻得通红,鼻尖上还挂着清鼻涕。小伙子手里攥着温度计,另一只手捧着笔记本,笔记本的纸页在风里哗啦啦地翻。
“地表温度,零下三度。冻土层……”陈树平顿了顿,声音低了些,“最深处有四十二厘米。按这化冻速度,大面积开耕,至少得等到三月二十日以后。”
林默没说话。他把手里的土慢慢撒回地上,看着那捧黑土散落在冰与土的边缘。然后他直起身,望向江对岸——那里是广袤的、尚未苏醒的田野,去年秋收后留下的茬子还戳在雪地里,一丛一丛,像大地长出的胡茬。
“等不了。”林默终于开口,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三月二十日开耕,播种期就要压缩到六十天。今年气象预报看了吗?”
“看了。”陈树平赶紧翻笔记本,“春旱概率大,夏季可能有涝……”
“所以必须抢时间。”林默打断他,转过身。江堤下,已经聚集了十几个人,都是各区的农业干部,有的骑马刚到,马鼻孔里喷着白气,人在马背上搓着手,呵出的气在晨光里凝成团团白雾。
林默的目光扫过每一张脸。这些脸,有的年轻,有的苍老,有的戴着眼镜像个书生,有的脸颊上有冻疮留下的深紫色斑痕。但他们都在看着他,目光里有焦灼,有期待,也有不易察觉的惶恐。
今年要耕种三千万亩土地。
要养活两千万人。
这数字林默在心里滚过无数遍,每次滚过,都沉甸甸地压着胸口。去年是好年景,风调雨顺,加上推广了新品种、新农具,创下了亩产六百斤的奇迹。可老天爷不会年年赏饭吃,今年的预报,白纸黑字写着“旱”“涝”两个字。
“同志们,”林默提高了声音,风把他的声音吹得有些散,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今年春耕,是一场仗。一场必须打赢的仗。”
人群寂静。只有马偶尔打个响鼻,蹄子不安地刨着冻土。
“冻土深,我们就提前准备。时间紧,我们就昼夜不停。从今天起——”林默顿了顿,一字一句,“备耕总动员,开始。”
二、礼堂灯火
3月3日,凌晨四点,哈尔滨还在沉睡。
但东北局大礼堂外,已经人影幢幢。马蹄声、车轮声、脚步声,混杂在尚未散尽的夜色里。来自黑龙江、吉林、辽北三省十八个专区的农业干部,有的骑马赶了两天两夜的路,军大衣的毛领上结着白霜;有的挤在敞篷卡车上,脸冻得发青,一下车就拼命跺脚。
礼堂里没有暖气,但人挤人,呵出的气在头顶聚成一片白蒙蒙的雾。长条木椅不够坐,后来的人就倚墙站着,或者干脆蹲在过道里。空气里有烟草味、汗味,还有从外面带进来的、冰冷的泥土气息。
八点整,林默走上主席台。
台下瞬间安静。几百双眼睛齐刷刷看向他。林默今天穿了件半旧的灰色中山装,袖口磨得发白。他没拿讲稿,只手里攥着个玻璃瓶。瓶子里,金黄的玉米种子在灯光下泛着润泽的光。
“同志们。”
林默的声音在空旷的礼堂里回荡,有些沙哑,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实实在在。
“都冷吧?我也冷。”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台下有人轻笑,紧绷的气氛松动了些。
“可咱们心里,得揣着一团火。”林默举起玻璃瓶,“看见了吗?这是‘抗寒一号’,农科院新培育的品种。零度就能发芽,比老品种早熟十五天。十五天,意味着什么?”
他环视台下:“意味着如果六月有涝,咱们的庄稼已经抽穗了,涝不着。如果秋天早霜,咱们的粮食已经灌饱浆了,冻不着。”
台下响起嗡嗡的议论声。早熟十五天,这对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简直是救命的时间。
“今年,我们要推广五百万亩。”林默的声音压过议论,“不只是这个品种,还有新的耕作方法、新的农机具。杨将军——”
坐在主席台侧面的杨树站起身来。这位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将军,如今主管东北的农机调配,脸上的刀疤在灯光下格外显眼。
“农机局已经调配了两千台拖拉机、五千台播种机。”杨将军的声音洪亮,带着军人特有的斩截,“但不够,远远不够。咱们东北这么大,三千万亩地,靠这些机器,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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