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西省委大楼，十一层。
这一层是权力的绝对核心，平日里安静得近乎肃穆。走廊上铺着厚重的枣红色地毯，那是权力的底色，也是最好的消音器。任何急促的脚步声踏上去，都会被瞬间吞噬，正如许多激昂的理想和尖锐的矛盾，一旦进入这一层，都会变得悄无声息。
杜铭走出电梯，皮鞋踩在地毯上，没有发出半点声响。他整理了一下袖口，神色如常，腰杆挺得笔直。作为省委常委，他在这栋大楼里拥有足够的话语权，但他很清楚，今天要见的这个人，才是这栋大楼真正的主宰。
省委书记，张瑞年。
秘书小赵见杜铭来了，连忙从外间迎了出来，声音压得极低，透着一股小心翼翼的殷勤：“杜省长，张书记在里面等您有一会儿了。”
杜铭微微颔首，目光扫过那扇紧闭的深褐色双开大门。在那一瞬间，他体内的灵魂——那个曾在嘉靖、隆庆两朝历经宦海沉浮的大明首辅赵贞吉，似乎嗅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那是他在紫禁城文渊阁里闻惯了的檀香与墨汁混合的气息，也是权力发酵后的特有味道。
“杜省长，请。”小赵轻轻推开门。
杜铭迈步而入。
“书记。”杜铭走到桌前，并没有立刻坐下，而是依着规矩，微微欠身致意。
“来了？坐。”张瑞年没有抬头，目光依旧黏在手中的文件上，仿佛那里藏着什么绝世珍宝。
杜铭依言坐在对面的待客椅上。这把椅子的高度经过精心设计，比张瑞年的办公椅略低两寸。坐在这里的人，无论职位多高，视线都要微微上仰，这种心理暗示在官场中无处不在。
张瑞年手里捏着的，正是杜铭前天递交上去的《东方芯二期工程进度报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办公室里只能听到纸张翻动时发出的“沙沙”声，以及墙上挂钟沉闷的走字声。张瑞年看得很慢，有时会在某一页停留很久，眉头微蹙，似乎在思考，又似乎在酝酿着什么。
杜铭神色平静，甚至可以说是古井无波。在杜铭眼里，此刻的张瑞年，像极了大明朝廷里那些擅长“借刀杀人”又精通“明哲保身”的言官清流，又或者是晚年的徐阶，面慈心苦，每一步都算计到了骨子里。
终于，张瑞年放下了手中的笔。
“杜铭同志啊，”他语调平缓，听不出喜怒，“这二十个亿的专项债，就像水泼进了沙地里，连个响声都没听见就见底了？我知道搞高科技烧钱，省委也是全力支持的。但是——”
他话锋一转，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发出沉闷的笃笃声。这声音不大，却像重锤一样敲在人的心口。
“省审计厅那边的同志很有顾虑啊。他们反映，有几笔大额资金流向不明，名目是‘海外技术咨询’？而且走的还不是常规的招投标程序。甚至有两笔，是直接打进了离岸账户。”
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语言陷阱。
张瑞年没有直接指责，没有拍桌子骂娘，而是借“审计厅”之口发难。他在观察，在等待杜铭的反应。如果杜铭解释不清，显得慌乱，那就是把柄，是他张瑞年敲打副手的筹码；如果杜铭解释得过于清楚，把所有细节都摊开，那万一将来出了事，他张瑞年作为知情者，也脱不了干系。
他要的，是一个“解释”，但又不能是一个“真相”。
杜铭心中冷笑。这种把戏，他在大明朝见得多了。当年严嵩父子当权时，下面的官员为了修河堤，不得不从私账上走银子买通关节，上面的人也是这样，一边要政绩，一边查账目，把人逼在夹缝里求生存。
杜铭微微欠身，那是大明首辅赵贞吉在面对这种权谋算计时惯有的从容，这种从容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历经两世沉浮后的底气。
“书记，光刻机不是砖头瓦块，它是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现代工业的咽喉。”杜铭的声音不大，但字字铿锵，“我们要搞‘东方芯’，要从无到有，就必须面对现实。现在西方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瓦森纳协定’成员国，对我们进行的是铁桶一般的围剿。别说是一台EUV光刻机，就是一颗螺丝钉，他们都恨不得查三代。”
杜铭停顿了一下，目光直视张瑞年那双浑浊却精明的眼睛：“有些路子，注定是崎岖的；有些钱，注定不能走得太‘大张旗鼓’。那些海外专家，如果走正规聘用程序，他们的名字一旦出现在公示名单上，第二天美国的制裁令就会发到他们家里，甚至连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所谓的‘咨询费’，买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在这个封锁网里撕开的一道口子。”
张瑞年手中的动作停了一下。他将擦得锃亮的眼镜重新架回鼻梁上，镜片后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冷冷地审视着杜铭。
他和杜铭的关系并不亲厚，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妙。
杜铭年纪轻，魄力大，手段强硬且极具个人色彩。对于这样一位副手，张瑞年心情复杂。既希望杜铭能干出成绩，给海西省委、给他张瑞年的履历上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又担心杜铭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风格会惹出大乱子，最后火烧连营，殃及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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