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西省委大楼,十一层。
这一层是权力的绝对核心,平日里安静得近乎肃穆。走廊上铺着厚重的枣红色地毯,那是权力的底色,也是最好的消音器。任何急促的脚步声踏上去,都会被瞬间吞噬,正如许多激昂的理想和尖锐的矛盾,一旦进入这一层,都会变得悄无声息。
杜铭走出电梯,皮鞋踩在地毯上,没有发出半点声响。他整理了一下袖口,神色如常,腰杆挺得笔直。作为省委常委,他在这栋大楼里拥有足够的话语权,但他很清楚,今天要见的这个人,才是这栋大楼真正的主宰。
省委书记,张瑞年。
秘书小赵见杜铭来了,连忙从外间迎了出来,声音压得极低,透着一股小心翼翼的殷勤:“杜省长,张书记在里面等您有一会儿了。”
杜铭微微颔首,目光扫过那扇紧闭的深褐色双开大门。在那一瞬间,他体内的灵魂——那个曾在嘉靖、隆庆两朝历经宦海沉浮的大明首辅赵贞吉,似乎嗅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那是他在紫禁城文渊阁里闻惯了的檀香与墨汁混合的气息,也是权力发酵后的特有味道。
“杜省长,请。”小赵轻轻推开门。
杜铭迈步而入。
“书记。”杜铭走到桌前,并没有立刻坐下,而是依着规矩,微微欠身致意。
“来了?坐。”张瑞年没有抬头,目光依旧黏在手中的文件上,仿佛那里藏着什么绝世珍宝。
杜铭依言坐在对面的待客椅上。这把椅子的高度经过精心设计,比张瑞年的办公椅略低两寸。坐在这里的人,无论职位多高,视线都要微微上仰,这种心理暗示在官场中无处不在。
张瑞年手里捏着的,正是杜铭前天递交上去的《东方芯二期工程进度报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办公室里只能听到纸张翻动时发出的“沙沙”声,以及墙上挂钟沉闷的走字声。张瑞年看得很慢,有时会在某一页停留很久,眉头微蹙,似乎在思考,又似乎在酝酿着什么。
杜铭神色平静,甚至可以说是古井无波。在杜铭眼里,此刻的张瑞年,像极了大明朝廷里那些擅长“借刀杀人”又精通“明哲保身”的言官清流,又或者是晚年的徐阶,面慈心苦,每一步都算计到了骨子里。
终于,张瑞年放下了手中的笔。
“杜铭同志啊,”他语调平缓,听不出喜怒,“这二十个亿的专项债,就像水泼进了沙地里,连个响声都没听见就见底了?我知道搞高科技烧钱,省委也是全力支持的。但是——”
他话锋一转,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发出沉闷的笃笃声。这声音不大,却像重锤一样敲在人的心口。
“省审计厅那边的同志很有顾虑啊。他们反映,有几笔大额资金流向不明,名目是‘海外技术咨询’?而且走的还不是常规的招投标程序。甚至有两笔,是直接打进了离岸账户。”
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语言陷阱。
张瑞年没有直接指责,没有拍桌子骂娘,而是借“审计厅”之口发难。他在观察,在等待杜铭的反应。如果杜铭解释不清,显得慌乱,那就是把柄,是他张瑞年敲打副手的筹码;如果杜铭解释得过于清楚,把所有细节都摊开,那万一将来出了事,他张瑞年作为知情者,也脱不了干系。
他要的,是一个“解释”,但又不能是一个“真相”。
杜铭心中冷笑。这种把戏,他在大明朝见得多了。当年严嵩父子当权时,下面的官员为了修河堤,不得不从私账上走银子买通关节,上面的人也是这样,一边要政绩,一边查账目,把人逼在夹缝里求生存。
杜铭微微欠身,那是大明首辅赵贞吉在面对这种权谋算计时惯有的从容,这种从容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历经两世沉浮后的底气。
“书记,光刻机不是砖头瓦块,它是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现代工业的咽喉。”杜铭的声音不大,但字字铿锵,“我们要搞‘东方芯’,要从无到有,就必须面对现实。现在西方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瓦森纳协定’成员国,对我们进行的是铁桶一般的围剿。别说是一台EUV光刻机,就是一颗螺丝钉,他们都恨不得查三代。”
杜铭停顿了一下,目光直视张瑞年那双浑浊却精明的眼睛:“有些路子,注定是崎岖的;有些钱,注定不能走得太‘大张旗鼓’。那些海外专家,如果走正规聘用程序,他们的名字一旦出现在公示名单上,第二天美国的制裁令就会发到他们家里,甚至连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所谓的‘咨询费’,买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在这个封锁网里撕开的一道口子。”
张瑞年手中的动作停了一下。他将擦得锃亮的眼镜重新架回鼻梁上,镜片后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冷冷地审视着杜铭。
他和杜铭的关系并不亲厚,甚至可以说有些微妙。
杜铭年纪轻,魄力大,手段强硬且极具个人色彩。对于这样一位副手,张瑞年心情复杂。既希望杜铭能干出成绩,给海西省委、给他张瑞年的履历上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又担心杜铭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风格会惹出大乱子,最后火烧连营,殃及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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