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纯属虚构推理创作，如有雷同纯属意外巧合）。
暮春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三日。
林府门前的白幡在雨水中浸得沉甸甸的，墨色的“奠”字泅开些许，像极了泪痕。吊唁的宾客已散尽，偌大的宅院骤然空寂下来，只剩檐角铜铃在风里发出零丁声响。林明德独自跪在灵堂前，香炉中的三炷香将将燃至一半，青烟袅袅，缠绕着父亲牌位上那几个鎏金小字——“先考林公讳文淳之灵位”。
父亲去世已过三七。朝野震动，百姓自发戴孝，学子痛哭于文学——这些消息如潮水般涌来时，林明德只是沉默地还礼、叩首、答谢。直至此刻，万籁俱寂，那层包裹着他的、名为“礼节”的薄冰终于龟裂，寒意从骨髓深处一寸寸漫上来。
他抬眼望向灵位后的那口乌木棺材。父亲就躺在里面，那个曾只手推动税制改革、在朝堂上据理力争、在书房里彻夜着书的林文淳，如今只是一具冰冷的躯壳。林明德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父亲握着他的手教他写“担当”二字的情景。
“明德，你看这‘担’字，一人肩挑日月；这‘当’字，尚土为基，堂堂正正。”父亲的手温厚干燥，声音沉缓如钟，“为官者，担的是社稷江山；为人者，当的是天地良心。这二字，你要用一辈子去体悟。”
那时他懵懂点头，只觉父亲的手劲太大，毛笔在他掌中颤抖。如今想来，那颤抖的不是笔，而是命运过早压在少年肩头的重量。
“少爷。”老管家林忠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轻得仿佛怕惊扰了什么，“西厢房……老爷的书房，还未整理。”
林明德缓缓起身，膝盖传来刺骨的酸麻。他摆了摆手，示意不必搀扶，径自朝西厢走去。
长廊幽深，两侧的紫藤正是盛时，雨水打落一地淡紫，踩上去悄然无声。父亲的书房在长廊尽头，推开门时，那股熟悉的松墨香气扑面而来，混杂着陈年书卷与楠木家具的味道——只是少了最重要的那缕，父亲身上常年携带的、淡淡的苦茶香。
书房一切如旧。临窗的大书案上，镇纸还压着一叠未写完的奏折，朱笔搁在砚台边，笔尖的猩红早已干涸成暗褐色。林明德走近，看见奏折抬头写着“请广州县学堂疏”，字迹工整刚劲，是父亲一贯的风格。正文却只写到一半：
“……今州县之学，多囿于经义，而轻实务。农不知节气水利，工不晓器械改良，商不通货殖算术。长此以往，学堂虽广，不过养一群寻章摘句之腐儒，于国于民何益？臣请于各州县学堂增设实学一科，延聘精通农工算律之师，教以……”
后面的内容戛然而止。最后一个“以”字的捺笔拖得略长，墨迹有轻微晕开——父亲是在此处搁笔的。林明德可以想见那日情景：父亲写到兴起，或许忽然一阵心悸，或许被突如其来的咳嗽打断，不得不放下笔，想着稍后再续。只是这“稍后”，竟成了永诀。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整理书案。奏折下压着一本蓝皮手札，封面上无字。翻开扉页，父亲的字迹跃然纸上：
“嘉佑十七年三月初五。明德今日与陈御史论黄河水患治理，所提‘分段筑坝、以坝养林’之策，颇有见地。然其性刚易折，犹需打磨。吾尝忧林家三代单传，恐此子独木难支。今观其渐有担当，或可稍慰。”
林明德的手微微一颤。嘉佑十七年，那是五年前，他刚入工部任职。那场辩论他记得清楚，自己年少气盛，几乎与陈御史当场争执起来。事后父亲并未责备，只让他抄写《水利图志》三遍。原来在父亲眼中，那时的他已开始学着“担当”。
他继续翻阅。手札并非日记，更像是父亲随时记录的思想碎片，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余年。有朝堂策论的构思，有读书心得，有对时局的忧虑，更多的是关于教育、民生、改革的思考：
“嘉佑九年七月。见京郊佃户之子，聪颖好学，却因家贫无力延师，终日牧牛于野。问其志向，答曰：‘愿识得自己名字，不被东家骗了租子。’闻言心酸。科举取士固然重要，然天下百姓，十之八九终身为民，岂能让他们皆成睁眼瞎子？普及蒙学，实比科举更急。”
“嘉佑十一年腊月。与江南织造局旧识叙话，言及新式织机可使效率倍增，然工匠多秘而不传，恐‘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技术流通之阻滞，实为工业发展之大碍。当思如何设立专利之法，既保护匠人心血，又促技艺传播……”
“嘉佑十四年秋。明德大婚。宾客皆贺林家后继有人，吾独夜不能寐。传承二字，非止血脉，更在精神。若子孙只知守成享乐，纵有万贯家财、满架诗书，亦如锦衣夜行，辜负先祖筚路蓝缕之心。当寻时机，将家训重整，嘱明德务必……”
读到这里，林明德的眼眶终于湿润。他仿佛看见无数个深夜，父亲独坐灯下，将那些辗转反侧的思考付诸笔端。这些文字从未示人，甚至不曾在他面前提起——父亲只是默默地做，默默地担，将所有的重负都扛在自己肩上，留给儿子的永远只是挺直的背影和宽厚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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