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者黑的水，是睡在喀斯特峰林臂弯里的处子。湖水蓝得发黑，黑里又透出青，青中泛着绿，仿佛万古时光都沉淀在这三十里水泊里。2013年，我作为《文山水文志》的编撰人员，在普者黑待了整整一个雨季，听老人们讲湖的故事，其中有个姓罗的船夫，让我在笔记本上记了满满十三页。
老罗那时五十七岁，撑了四十年船，手臂上的肌肉像老树的根虬盘结。他说，普者黑的水有记忆，记得每一片落叶，每一阵风，每一个落水的人。
“那是六月十七，我记得清清楚楚。”老罗抽着水烟筒，眼睛望着湖心，“荷花正盛，晨雾浓得化不开。”
那天凌晨五点半，老罗像往常一样解开船缆。雾气像棉絮塞满了天地，三米外不见人影。船桨划破水面，声音闷闷的，仿佛水下有东西在吸着声音。荷花在雾中影影绰绰，粉白的花瓣上凝着露珠，风一过，露珠滚落，砸在荷叶上，发出“嗒”的一声轻响，像计时器。
“我先载了两个广东来的摄影师，他们要拍雾中荷花。”老罗说，“雾太浓，我们只能慢慢划。荷花香混着水汽，甜得发腻，甜得让人心慌。”
七点左右，雾稍微散开些，能看见二十米外的水面。就在这时，老罗看见那艘小舟。
“它就在荷花最密的地方，没人撑船，自己在动。”
船是当地常见的柳叶舟，三米来长，船身漆成靛蓝色，但已经斑驳。船头微微翘起，像一弯月牙。最诡异的是它的行进——匀速，笔直，仿佛水下有轨道。
“那速度，不快不慢，正好是人撑船的速度。”老罗的声音压低了，“船上没人，但放着一顶鸡冠帽。”
鸡冠帽，彝族女子的头饰，形似雄鸡冠，以红、黄、黑三色为主，缀满银泡和绒球。普者黑周边的彝族村寨，每逢节庆，女子都会戴上这种帽子跳舞。
“那帽子是崭新的，红得像血，银泡亮得晃眼，在灰蒙蒙的雾里，刺眼得很。”老罗说。
船上的摄影师兴奋起来，以为遇到了民俗表演，端起相机猛拍。老罗却觉得脊背发凉——他在普者黑撑船四十年，从没见过这样的事。
“我喊了几声：‘谁的船？有人吗？’没有回应。只有水波声，还有远处不知哪来的鸟叫，一声，一声，叫得人心里发毛。”
老罗决定靠过去看看。他的船渐渐接近那艘无人小舟，十米，五米，三米。浓雾又聚拢过来，荷花几乎贴着脸颊擦过，荷叶上的刺毛刮在手臂上，留下细密的红痕。
“就在我们离它不到两米的时候，其中一个摄影师说：‘罗师傅，帽子在动。’”
老罗定睛看去，鸡冠帽确实在微微颤动，不是风吹的，而是像戴在什么人头上，随着呼吸轻轻起伏。可船上明明空空如也。
“我突然闻到了一股香味，不是荷花香，是更浓的，像女人头发上的桂花油混着汗味。”老罗的手微微发抖，“我娘以前就用这种头油。”
恐惧就在这时像冷水浇透了老罗全身。他想调转船头，但手不听使唤，船还在往前靠。一米，半米，几乎并排了。
“我看见了帽子的细节——左侧银泡缺了一颗，用红线粗糙地缝着；黑色绒球有个小缺口，露出里面的白芯。”老罗深吸一口气，“那是我阿妹的帽子。”
老罗的妹妹叫阿依，1978年落水失踪，那年她十九岁，刚订了亲。失踪前一天，她不小心摔了一跤，把鸡冠帽上的银泡磕掉一颗，是母亲用红线临时缝上的。那个黑色绒球的缺口，是她调皮用火钳烫烟花时不小心烧到的。
“我喊了一声：‘阿依！’”
话音刚落，小舟和帽子像被橡皮擦掉一样，从边缘开始模糊、消散。不是突然消失，而是一点点变淡，像墨迹化在水里。最后消失的是帽顶上那颗红绒球，它在雾中坚持了一秒钟，红得像要滴出血来，然后归于虚无。
老罗的船因为惯性，冲过了小舟刚才所在的位置。水波荡开，撞在荷茎上，发出空洞的“咚、咚”声。
两个摄影师面面相觑，相机里什么也没拍到——当老罗查看时，发现那一段录像全是雪花点。
“他们以为是什么光学把戏，第二天就走了。”老罗说，“但我知道不是。”
接下来的三天，老罗夜夜梦见阿依。不是落水时的阿依，是更小的时候，七八岁，跟在他身后捡螺蛳的阿依。梦里的阿依不说话，只是看着他，眼睛像两潭深水。
第四天，老罗去找村里的毕摩（彝族祭司）。八十岁的老毕摩听完，沉默了很久，说：“她不是来害你的，是有事未完。”
“什么事？”
“鸡冠帽是女子成婚时戴的。阿依走的时候，还没成亲。”
老罗这才想起，阿依失踪前一个月，家里正在为她筹备婚事。按彝族习俗，女子成婚要戴一顶崭新的鸡冠帽，由母亲亲手缝制。阿依的那顶，母亲缝了一半，她就走了。
“你是她唯一的血亲了。”老毕摩说，“你得替她把事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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