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站在工作室顶楼，左脸的植入体残留着隐约的胀痛，像一根埋进神经的刺。楼下的记者还没散尽，三两人蹲在街角抽烟，镜头盖在昏黄路灯下一闪一闪。城市的灯火依旧繁华，但那些光里，似乎总藏着审视的眼睛。
萨拉的通讯悄无声息切入：“陈默先生，林深转来一封邀请函。社会转型论坛，主办方想请你以‘新兴价值实践代表’身份发言。会后还安排参观‘职业遗产博物馆’。”她停顿半秒，“林理事说，或许你可以从‘历史的脉络’中寻找突破口。”
陈默没立即回答。他想起昨晚李静传来的消息：又有一家合作方以“风险评估未完成”为由暂缓打款。苏晴那边的开放课堂，尽管直播反响不错，但报名家庭反而少了三个——家长私信说“再观望观望”。
“舆论还没放过我们。”陈默对着空气说，更像在理清自己的思路，“这时候去论坛，等于自己站上辩论台。”
“但拒绝，也会被解读为退缩。”萨拉的声音平静无波，“林理事附了一句留言：‘漩涡里不能只低头划水，有时也得看清洋流的方向。’”
陈默望向窗外。远处新长安的旧工业区轮廓模糊，像一头匍匐的巨兽。那里曾经轰鸣震天，如今沉寂如墓。
“回复他们，”他终于说，“我去。”
陈默第一次真正理解“两百年”这个时间跨度，是在“职业遗产博物馆”。他也正是在这个博物馆中了解了林深所指的“历史的脉络”的真正含义。
博物馆位于新长安市旧工业区的地下。这里曾经是一家自动化装配厂，如今被完整保留的保留下来。这里比想象中更冷清。空调开得很足，但空气里浮着一股金属锈蚀混合旧机油的滞重气味。展厅保留着原厂的骨架，高耸的钢架、悬停的传送带、沉默的机械臂，所有设备都定格在停产那一刻，有些工位上甚至还有半成品。流水线早已静止，机械臂悬在半空，像被时间冻结的巨人。
导览员是位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老先生，他自称“最后的职业解说员”。他说话节奏很慢，每个字都像从档案袋里抽出来的。他用一种近乎缅怀的语气，指向那些锈蚀的工位：“这里是重复性劳动区。”
他指向一排锈迹斑斑的工位，“2025年至2080年，全球流水线岗位被替代率97.3%。工人离开时，平均年龄四十一岁，平均工龄十九年。”
陈默跟着他的指引，看见墙上投影着当年的数据图表：失业率峰值、再培训成功率、心理援助热线接通量。数字很冷静，但旁边玻璃柜里陈列的物品让它们有了重量：一只磨穿手套的掌心部位、一份手写简历边角被反复摩挲的痕迹、一瓶已过期二十年的抗焦虑药。
马厚澈不知何时走到陈默身旁。他是论坛主办方安排的同组学者，专攻后劳动社会心理，年纪不大，眼下却有明显的青黑。
“我每年来这里三四次。”马厚澈低声说，手指无意识摩挲着平板边缘，“每次看，感受都不一样。年轻时觉得这是进步代价，后来觉得这是系统漏洞，现在……”他顿了顿，“现在我觉得，这是个没愈合的伤口。”
导览员停在“文书处理中心”展区。全息影像模拟着二十世纪末的办公室景象：成排的格子间、堆积的纸质文件、闪烁的CRT显示器。影像下方有一行小字：“2095年全自动化政务系统上线，十八个月内，三千二百万行政岗位消失。”
“当时舆论说，解放了人力，创造了更高价值。”导览员的声音依旧平稳，“但‘解放’出来的人，后来去了哪里，很少有人追踪。”
他调出一段模糊的街头采访录像，年份标注是2107年。镜头里，一个中年男子面对提问“现在每天做什么”，他愣了很久，最后说：“接送孩子。等孩子长大。”
陈默似乎意识到林深让自己来这里的意义，他顿了顿，脚步停在一面巨大的全息照片墙前。墙上滚动着历史影像：二十一世纪中叶的失业抗议潮、二十二世纪初的全民基本收入法案听证会、第一次“意义危机”调查报告的封面……
“人类用了五十年，才学会不把‘工作’等同于‘价值’。”导览员的声音很平静，“又用了五十年，才勉强构建起‘非劳动价值评估体系’。而现在……”老人似乎想到了什么，叹息了一声，却不说下去了。
陈默的身旁站着一位论坛的与会者，戴细框眼镜的青年社会学家马厚澈。他低声说：“你看这些历史影像里的人群，注意看看他们的眼睛。那眼神里前期是愤怒和恐惧，中期是迷茫和空虚，而现在……”
他指向展厅出口处实时联动的街头监控画面。人行道上的人们步履从容，表情平静，但那种平静之下，马厚澈说：“是一种更深的焦虑。当生存不成问题，当娱乐唾手可得，当AI能替你完成从生产到创造的大部分事情……你存在的坐标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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