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一个声音再次响起。
说话的是张崇邦的辩护律师，刘永仁大律师，与陈天衣的锋芒毕露不同，刘律师的声音显得沉稳而克制，但每一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
“我理解控方同僚及法庭对被告人刚刚提出之指控的惊讶与审慎。然而，我当事人张崇邦督察此刻并非在毫无依据地混淆视听或推卸责任。他正是在陈述一个被隐藏的、导致悲剧发生的关键背景——即来自其直属上司，司徒杰总督察的明确暗示与压力。”
陈天衣立刻起身：“反对！法官大人，辩护律师正在将其当事人未经证实的臆测包装成事实！”
刘永仁不慌不忙地转向法官：“法官大人，我并非在陈述臆测。我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他拿起一份文件，“这是案发当晚，警方通讯记录显示，在张崇邦督察带队出发抓捕阿强约十五分钟后，他曾在行动指挥车内，与司徒杰总督察进行了一次长达四分三十七秒的通话。”
他走向陪审团，将通讯记录的复印件展示其关键部分。
“根据我当事人的清晰记忆，以及我们后续调查中获取的相关信息，在这通电话中，司徒杰总督察在得知已经有了被绑架人的线索，且被绑架人霍先生面临死亡威胁，时间万分紧迫后，明确指示：‘他只要结果，立刻！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过程我不管，只要霍先生平安！’等暗示！”
刘永仁放下文件，目光扫过陪审团每一张面孔：“‘非常方法，过程我不管’。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试问在一个执法体系内，一位高级警官对其下属说出这样的话，在一个救人心切、压力巨大的年轻督察听来，这意味着什么？这难道不是一种对程序正义的默许放弃，一种对‘只要结果正确，手段可以变通’的强烈暗示吗？”
他继续道：“正是这番来自上级的指令，让我当事人张崇邦错误地认为，他得到了‘便宜行事’的授权，从而做出了将嫌疑人带离正规处理程序，前往仓库进行紧急讯问的错误决定。他的初衷，始终是为了拯救霍先生！他的错误，在于过于相信上级的暗示，并采取了逾越法律红线的手段。但究其根源，这背后是否存在着一种默许甚至鼓励这种‘结果导向’文化的上级压力？”
陈天衣再次反对：“法官大人！这是对通话内容的极端曲解！‘非常方法’完全可以指在法律框架内更积极的侦查手段！”
法官沉吟片刻，看了看控方，又看了看辩护方，最终裁定：“反对部分成立。陪审团应知悉，对通话内容的解读存在争议。但鉴于辩护方提出了具体的时间点和内容指控，这与本案的核心情节——被告人为何会非法拘禁死者——有重大关联。本席认为，有必要传唤被指控方出庭说明情况。”
法官敲下法槌，声音庄重：“本庭现传唤，司徒杰总督察，出庭作证。”
全场目光瞬间聚焦于证人入口。片刻后，身着笔挺警服、肩章上徽记闪耀的司徒杰，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入法庭。他面容肃穆，眼神坚定，先向法官微微鞠躬，然后端正地在证人席坐下，宣誓所言属实。
在刘永仁律师的引导下，司徒杰确认了案发当晚与张崇邦的通话存在。
刘永仁直接切入核心：“司徒总督察，请问你在电话中说的‘非常时期，用非常方法’，具体是什么意思？你是否在暗示或默许张崇邦督察，可以采取超越法律程序的‘非常方法’？”
司徒杰面向法官和陪审团，语气平静而坚定：
“法官大人，我绝对没有暗示或默许张崇邦督察进行任何违法行为的意思。当时情况紧急，霍先生危在旦夕，我的原话是‘要用尽一切合法、合规的方法，尽快找到霍先生’。”
他顿了顿，目光甚至带着一丝痛心看向被告席的张崇邦：“我从事警务工作三十年，始终将法治精神放在首位。我从未，也绝不会指示或暗示下属进行任何形式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张督察显然完全误解了我的意思，或者说，他选择性地听取了他想听的部分，并为此犯下了不可挽回的大错。我对此感到极度震惊和遗憾。”
张崇邦不可置信的看向司徒杰，他忽然有那么一瞬间的幻视，仿佛这个情景似乎出现过一样，但那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却不是他……
就在司徒杰作证完毕，带着无可指摘的威严与一丝恰到好处的“痛心”准备离开证人席时，刘永仁大律师再次缓缓起身。
“法官大人”他的声音依旧平稳，但此刻却像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巨石，目光扫过那位依旧道貌岸然的司徒杰。
“本席有一份新的证据，需要当庭呈堂。这份证据，或许能帮助法庭更清晰地辨别，在案发当晚，司徒杰总督察对我当事人张崇邦督察的所谓‘鼓励尽快破案’，其真正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陈天衣立刻起身道：“法官大人！辩护方此前并未提及此项证据，这不符合证据披露规则！我反对这种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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