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港岛还没有完全醒来。
铜锣湾的霓虹灯已经灭了大半，只剩几家夜总会的招牌还在黑暗中孤零零地亮着，像困得睁不开的眼睛。
轩尼诗道上，一列黑色的丰田皇冠安静地停在路边。
车灯全灭，引擎未熄，车窗贴了深色膜，看不到里面坐着多少人。
远处砵兰街的方向，几声摩托车的引擎轰鸣在夜色中炸开，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某种信号。
头车里，一只戴着金戒指的手按下了大哥大的通话键。没有多余的废话。
“走了。”
整条街的车同时发动引擎。
发动机的低吼声和车轮碾过柏油路面的沙沙声混在一起，汇成一种沉闷的低频共振，像远方打雷的前奏。
三十多辆车，载着超过两百人，从铜锣湾、湾仔、北角、柴湾四个方向同时出发，像四把手术刀，无声地刺入东星的血管。
没有人知道今晚会扫多少个场子。没有人问。
每个人只知道自己要去的那个地方，知道到了之后做什么，知道做完之后从哪里撤。
命令从靓坤传到陈浩南，一个传一个，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旺角，砵兰街。
麻将馆的后门开了，十几个人鱼贯而出。
他们穿着清一色的黑色T恤，手里提着用报纸裹着的砍刀和铁棍。
没有人说话。
领头的是洪兴在旺角的头马，外号“阿鬼”，脸上有一道从眉尾划到颧骨的旧刀疤，灯光照在他脸上，那道疤凹下去的地方是黑的，凸起来的地方是白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叼在嘴里，眯着眼看了一眼手表，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又塞回烟盒。
“走。”
他没有点烟。
干活之前不抽烟，是他的规矩。
烟味会留在手指上，手指要握刀。
铜锣湾的一间桑拿浴室门口，刚送走最后一桌客人的泊车小弟正蹲在台阶上抽烟。
晚风把烟灰吹到他眼睛里，他揉了揉眼，再睁开的时候，街对面的霓虹灯招牌忽然灭了一排。
他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像一群人同时在奔跑又同时在落地。
他没有回头，直到一根铁棍从后面伸过来搭在他的肩膀上。
冰凉的金属隔着衣料传上来，他的手一抖，烟掉了。
“进去。蹲下。别叫。叫了打死你。”
身后那个声音不大，语气甚至带着几分客气，像在跟邻居借个东西。
泊车小弟乖乖地把双手放在脑后，蹲了下去。
他蹲下的时候看到了巷口站着五个人，把前后两个出口都堵住了，连一条狗都跑不出去。
凌晨三点十分。
元朗，合益路。
东星的赌档开在一栋旧楼的二层，楼下是一家已经关门的烧腊店。
橱窗里的烧鹅吊了一整夜，油光发亮，在日光灯的冷白色光线下泛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楼梯口装了一道铁门，门口坐着两个年轻人，一人捧着一碗还在冒热气的车仔面在吃。
筷子在碗里搅动的声音和吸面条的呼噜声在深夜的楼道里格外清晰。
武兆男从巷口走进来，步伐不快不慢，运动鞋踩在微湿的柏油路面上几乎没有声音。
他的身后跟着二十来个人，和他隔了一段距离，像一群夜行的幽灵，忽明忽暗地朝他聚集过来。
他穿一件深色的夹克，衣领立起来，遮住了半张脸。
楼梯口，两个吃面的年轻人同时抬起头。
其中一个嘴里还含着面条，眼睛因为看到来人手里提着的铁棍而瞪得浑圆。
铁门被踹开，那声音太大了，大到整栋楼的声控灯全亮了，楼道里白惨惨的光扎眼地亮着，照着他们两张还没反应过来的脸。
一个年轻人刚站起来，被一脚踹在胸口，整个人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身体撞在墙上发出一声闷响，手里的碗碎了一地，汤汁溅在他自己的脸上，和着嘴角的血一起往下流。
另一个年轻人伸手去摸腰间的对讲机，被身后冲上来的人一棍子砸在手背上。
骨裂的声音清脆得像折了一根树枝，对讲机掉在地上，红色的指示灯闪了两下就灭了。
武兆男踩着楼梯往上走，脚底的触感告诉他那些台阶上洒了汤汁，滑腻腻的。
面前是第二道门，木门，老旧的锁。
他抬起脚，踹开。
门内的赌档灯火通明。
三张赌台，二十多个赌客和看场的，有人正捏着牌犹豫不决，有人面前的筹码堆得高高的，有人趴在桌上睡得正香口水流了一滩——所有人都停了。
空气像被抽走了一样，没有声音，只有麻将牌被震得哗啦一下又安静了。
有人反应快去摸刀，被人从后面一棍子砸在背上整个人趴在了牌桌上，麻将牌哗啦啦地散了一地。
有人抱着头蹲在地上喊“不关我事”，被拽着衣领拖到墙角去蹲成整齐的一排，后脑勺对着后脑勺，像一串被穿起来的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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