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山别墅的午后阳光斜斜照进书房，在木质桌面上投下温暖的光斑。凌曦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手里捧着一本看到一半的诗集，心思却不在那些美丽的文字上。
她的目光落在窗外，看着院子里那棵银杏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晃叶片。距离早晨姐妹们说要带早餐过来，已经过去四个小时。她们没有来——也许是路上耽搁了，也许是改变主意了，也许...她不知道。
手机一直安静地躺在桌上，屏幕暗着。
这样也好，她想着。不见面，就不会暴露自己的怯懦；不见面，就不会让她们看到这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自己。
下午两点十七分，手机响了。
不是微信消息的提示音，是电话铃声。一个陌生的国际号码，前缀是+44。
英国。
凌曦的心脏猛地一跳。她盯着那个号码看了三秒，然后接起。
“凌小姐，下午好。”电话那头是一个温和的男声，带着英式英语特有的腔调，“我是伦敦圣玛丽医院记忆康复中心的安德森医生。很抱歉在这个时间打扰您。”
“没关系。”凌曦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平静，“有什么进展吗？”
“是的，这正是我打电话来的原因。”安德森医生的声音里有一丝克制的兴奋，“您离开英国前留下的最新脑部扫描数据和这两个月的远程监测结果，我们团队进行了深入分析。结合您昨天在邮件中提到的‘通过音乐和熟悉场景触发短暂熟悉感’的情况，我们有了新的发现。”
凌曦握紧了手机。
“您大脑中负责长期记忆存储的海马体区域，受损程度比我们最初评估的要轻。”安德森医生继续说，“那些记忆没有被完全抹除，只是...被隔离了。像被锁在一个玻璃柜里，您能看到它们的存在，但无法触碰。”
“所以...”
“所以我们调整了治疗方案。”医生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措辞，“如果您愿意回伦敦接受为期一年的系统治疗——包括神经反馈训练、情境再现疗法和新型药物的配合——我们有75%的把握，能帮您打开那个‘玻璃柜’。”
一年。
75%。
两个数字在凌曦的脑海里回荡。
“一年时间，我能恢复...多少？”她问。
“如果治疗顺利，您能恢复大部分关键记忆，包括人物、事件和情感连接。细节可能会模糊，但核心的部分——那些定义您是谁、您在乎谁的部分——应该能找回来。”
窗外，一片银杏叶子从枝头飘落，在阳光下旋转着坠落。
凌曦闭上眼睛。她想起早晨在群里看到的那些消息，那些揪耳朵的照片，那些带着哭脸和笑脸的撒娇。她想起赖美云说“姐姐弹的曲子有安心的感觉”，想起yamy说“我们等你，多久都等”。
她们在等。
而她，在怕。
“我需要考虑一下。”她说。
“当然。”安德森医生很理解，“不过如果您决定接受治疗，建议尽快动身。下周一开始我们有一个新的治疗周期，如果加入这个周期，整体效果会更好。”
“我需要多长时间考虑？”
“最好是...明天之前给我们答复。”
电话挂断了。
书房里重新陷入安静，只有墙上时钟的秒针在“嗒、嗒、嗒”地走动。
凌曦放下手机，走到窗边。院子里的银杏树已经有一半叶子变黄了，在午后的阳光中像一树碎金。
一年。
她要离开这里一年。
去一个陌生的国家，接受未知的治疗，面对可能好转也可能毫无改变的结果。
而她们，会在上海等她。像过去两个月一样，每天发消息，每天期待回复，每天在希望和失望之间摇摆。
这不公平。
对她们不公平。
对她自己...也不公平。
2. 深夜的决定
晚上十一点，凌曦还坐在书房里。
桌上摊开着一本速写本，上面是她今天画的——不是银杏树，不是院子，而是十一个女孩的脸。她凭着手机里的照片和模糊的感觉画出来的，每个人的特征都抓得很准，但眼神里的神采，她画不出来。
因为她不记得那些眼神曾经怎样看过她。
手机屏幕亮着，是微信群的界面。最后一条消息是晚上八点yamy发的：“明天上午十点，我们去别墅。这次不许逃了@凌曦”
下面跟了一串“收到”和表情包。
她没有回复。
手指悬在键盘上，输入又删除，删除又输入。
最终，她什么也没发。
凌晨一点，她打开电脑，预订了第二天早上九点飞往伦敦的航班。经济舱，单程。
凌晨两点，她开始收拾行李。
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这栋别墅里的大部分东西都不属于“她”——或者说，不属于现在这个她。那些衣服、书籍、画具、乐谱，都是另一个凌曦留下的，是另一个生命的痕迹。
她只带了一个小行李箱：几件换洗衣物，洗漱用品，那本她这两个月在看的诗集，还有速写本和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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