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计划如同一台精密的机器，在无声中开始全速运转。每一个齿轮都必须严丝合缝，任何一个环节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导致整台机器崩毁，甚至被反向吞噬。
第一根线：官方的名分。
雷理事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他面前摊开着数份文件，其中一份标题为《关于建立电竞选手突发神经系统疾病多中心联合研究及紧急救助机制的初步设想》的草案，已经过数轮修改，字斟句酌。
“最难的不是立项，而是人选。”雷理事对着加密通讯线路另一端的林渊说道，声音略显沙哑，“我们需要几位在学术界有足够分量、能镇住场面，同时又不与‘龙渊’和‘创世’有任何利益瓜葛，并且愿意介入这种敏感病例的泰斗。这样的人，不多。”
他列出了三个名字。第一位是陈树理院士，国内神经科学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以治学严谨、耿介敢言着称，近年来对科研伦理和新兴技术滥用的关注日益增加。第二位是苏怀瑾教授，国际知名的脑机接口与神经工程专家，长居海外，但每年回国讲学，影响力横跨学界和工业界，以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并重闻名。第三位是韩济生主任，国内顶尖的神经内科临床专家，执掌着国家神经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拥有丰富的罕见病诊疗经验。
“陈老那边，我已经通过一位老友递了话，附上了那份‘诺依曼基金会’报告的部分摘要，以及子夜病例的模糊描述——隐去了俱乐部和具体技术细节，只强调‘疑似新型外部因素导致的青少年运动员不明原因神经抑制’。”雷理事说，“陈老很震惊，表示如果情况属实，这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严重的科技伦理与社会问题。他原则上愿意牵头呼吁，但要求看到更确切的临床证据。”
“苏教授正在瑞士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已经托人将资料转交。他长期关注神经技术的双刃剑效应，对‘意识干预’领域尤其警惕。根据反馈，他对此事高度关注，愿意以个人学术名义支持成立专家小组，并可以动用自己的国际医疗资源网络提供协助。”
“韩主任这边相对直接，他看过初步的病例摘要后，从纯医学角度表达了强烈兴趣。他认为这种‘广泛性神经功能抑制伴局部异常同步’的模式非常罕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他愿意提供自己中心的医疗设施作为‘深入检查’的场所，但需要正式的官方或学会层面的协调文件。”
林渊在基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桌面。“也就是说，学术界的支持可以争取到，但前提是，我们需要提供一个‘患者’，以及一个‘合理的转移理由’。”
“没错。接下来是星海俱乐部。”雷理事切换了屏幕上的文件，“高层目前焦头烂额。赞助商施压，粉丝舆论质疑，战队成绩下滑（缺了核心狙击手），子夜的病情又迟迟没有明确说法。他们急需一个‘权威结论’来稳定局面。如果我们能以联合会医疗委员会的名义，提出这个由顶级专家参与的‘特殊会诊与评估计划’，并承诺在高度保密的前提下进行，最终给出一个权威的医学结论——无论结论是否指向外部因素，只要能‘解释’病情——对他们来说，都是解套的机会。”
“他们会怀疑我们的动机吗？”林渊问。
“肯定会。但利益权衡下，同意的概率大于七成。尤其如果陈院士或苏教授这样的人物亲自出面沟通，分量会完全不同。”雷理事分析，“难点在于，他们内部有张医生那样的人，可能会阻挠或提出附加条件，比如要求他们指定的‘医疗顾问’全程参与。”
“可以同意，但‘参与’的范围和方式由我们定义，比如只允许在非核心检查时段进行‘观察’，且不得接触原始数据。”林渊迅速回应，“关键是要拿到正式的授权转移文件，并确保转移过程的控制权在我们手里。”
“我会去谈。”雷理事道，“同时，你需要准备好接收地点。韩主任的中心虽然好，但毕竟是正规医疗机构，人多眼杂，且完全保密难度大。你们需要找一个更隐蔽、更安全，同时具备基本医疗支持和神经信号研究条件的‘安全屋’。”
“已经在准备了。”林渊回答。基地的地下三层，有一个当初为“启明星”计划扩建的、具备高度屏蔽和生命维持能力的医疗研究单元，稍作调整即可使用。他们还在郊区考察了一个废弃的生物实验室旧址，那里基础设施尚存，且地理位置隐蔽，作为备用地点。
第二根线：剑与盾的打磨。
涅盘基地地下训练室被再次改造。这一次，中心不再是模拟信号发生器，而是一张医疗床，上面连接着复杂的生命体征模拟器和一套经过特殊改装、能够输出极其微弱、可编程神经信号模拟的刺激装置。这不是为了训练叶凯感知外界，而是训练他“输出”自身。
叶凯站在床边，头上戴着升级版的感应头带，不仅接收，还能输出经过放大和滤波的他自身的脑电信号特征。老陈和李院士设计了一套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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