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华夏，战争的阴云沉重地压在每个华夏人的心头。
自1937年12月金陵沦陷，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之后，日军大本营弥漫着一种盲目的乐观。
他们认为华夏的脊梁已被打断，国民政府即将屈服。
只需再施加最后一击，攻占武汉——这个华夏临时的战时首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心脏，同时夺取南方门户广州，彻底切断来自海外的援助通道，便能实现其“速战速决”的狂妄梦想，逼迫常凯申政府投降。
长江，这条华夏的生命之线，以及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便成为了这场决定国运的巨大会战的焦点。
然而，华夏方面，尽管承受着失地千里的剧痛和装备上的巨大劣势，最高统帅部却已定下了坚韧而清醒的战略——“以空间换时间”。
广袤的国土不再是负担，而是拖垮侵略者的泥潭。
武汉必须守，但绝非孤注一掷的死守。
目标是通过武汉外围的层层防御，利用长江天险、大别山、幕阜山等复杂地形，最大限度地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为将东部沿海的工厂、学校、人才和物资抢运至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赢得宝贵的时间，为即将到来的、更为艰苦的长期持久抗战奠定基础。
这是一场倾国之力的大搏杀，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超过一百四十万，波及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的广阔地域，陆、海、空三军力量悉数登场。
长江南岸，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的防区。
这里将是日军主攻的方向。
站在九江前线指挥部里，能清晰地听到远处江面上日军舰艇的炮轰声和天空中日机投弹的尖啸。
陈诚面色凝重，眼前的地图上，代表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蓝色箭头狰狞而锐利。
其精锐的第6、第101、第106师团，正像一把尖刀，试图沿着长江南岸向西猛插，直扑武昌。
“薛岳的第一兵团到位没有？”陈诚的声音沙哑却不容置疑。
“报告司令，薛长官所部已依托德安、万家岭一带的幕阜山北麓丘陵地带展开，正在加紧构筑工事。其表示，必将在此地给予骄横之敌迎头痛击！”参谋迅速回答。
“告诉伯陵（薛岳字），他的阵地是武昌东南最后的屏障，没有退路！必须把冈村宁次的主力死死钉在山地里，消耗他们！”
陈诚的手指重重敲在万家岭的位置，他预感到，这里将会爆发一场惨烈的血战。
另一边，张发奎的第二兵团则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他的部队沿着长江南岸布防，黄石、黄冈……每一个地名都意味着要承受日军来自江面的舰炮轰击和空中的狂轰滥炸。
工事修了又被炸毁，炸毁了又抢修。士兵们常常是顶着炮火，用血肉之躯对抗着钢铁洪流。
“命令部队，梯次配置，纵深防御！绝不能让鬼子轻易突破！海军那边情况怎么样？”张发奎问道。
“海军……报告司令，我长江舰队主力已在马当、田家镇等要塞航道实施沉船封锁，并大量布设水雷，尽力迟滞日舰前进。但……日军扫雷艇和空中优势太大，我舰艇损失惨重……”参谋的声音带着悲怆。
华夏海军力量薄弱，几乎是以自毁的方式，履行着守卫长江的悲壮使命。
天空，是属于日机的。
华夏空军的勇士们虽然英勇升空，以寡敌众，屡创敌机，但难以扭转整体的制空劣势。日军的轰炸机群几乎每日都光临武汉上空，投下死亡的重量。
城市的废墟在不断扩大，但军民抗战的意志却在硝烟中愈发顽强。
长江以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防区。
这里的战局同样错综复杂。
李宗仁坐镇战区长官部，运筹帷幄。
他的任务是阻击日军沿长江北岸西进，同时严防日军从辽阔的大别山北麓进行大规模迂回，包抄武汉侧后。
“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必须守住淮河防线！绝不能让合肥方向的日军轻易北上威胁信阳方向！”
李宗仁的目光投向地图北端。
“是！孙集团军依托河道顽强阻击，日军进展缓慢。”
“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呢？田家镇、黄梅是关键！”李宗仁的手指移到长江北岸。
这里，日军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王）的第10、第13师团正沿着江北猛攻。
田家镇要塞，成为了双方反复争夺的绞肉场。
华夏守军往往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丢失阵地后又在夜间组织反攻夺回，战况极端惨烈。
而最让李宗仁和白崇禧担心的，还是大别山的方向。
“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兵力分散在大别山南麓漫长防线上，压力极大。”白崇禧补充道，“据报，日军第16师团等部，正试图从河南信阳方向南下，意图穿越山脉，切断我平汉线，完成对武汉的大迂回包围。”
提到大别山，李宗仁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刚刚从武汉领命归去的陈实和他的87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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