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战斗，日军第 33 师团第 213 联队遭遇了一场惨烈的败仗，两千一百多头小鬼子命丧黄泉，其中超过一半都是在舰艇被击沉后，不幸淹死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之中。
当第 33 师团师团长甘粕重太郎中将得知 213 联队战败的噩耗时，他心急如焚，连忙追问：“可有消息知道支那军究竟是哪支部队？”
师团参谋长村田大佐面色凝重地回答道：“启禀师团长阁下，根据我们掌握的可靠情报，与 213 联队交战的正是支那部队的新一师。”
“纳尼？新一师！”甘粕重太郎中将闻言，满脸惊愕，失声叫道，“竟然是李振华的部队？”
“没错，阁下。”村田大佐确认道，“根据多方情报显示，李振华所部在整个颚南地区精心布下了一条长达一百多公里的战略防线，其目的显然是要阻止我军的进攻。”大日本蝗军向南面的湖南进军！”
甘粕重太郎中将一脸无奈地叹息道：“若是遇到的是李振华的部队，莫说是我们这区区一个 33 师团，即便是将整个第 11 军都调集过来一同围剿，恐怕也难以与之抗衡啊！村田君，看来我们必须得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作战目标了！”
眼看着甘粕重太郎中将开始犹豫不决，村田大佐连忙追问道：“那么，请问师团长阁下，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向园部和一郎司令官阁下禀报呢？”
甘粕重太郎中将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稍稍沉思片刻后，果断地回答道：“就照我所说的去汇报吧：我师团之 213 联队在陆溪地区与支那军新一师不期而遇后，随即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然而，由于敌方兵力过于强大，寡不敌众，我军在遭受了惨重的伤亡之后，宫脇幸助大佐迫不得已只能下令部队撤出战斗。至于接下来的行动，还需等待司令官阁下的进一步指示！”
“是，师团长阁下，属下立刻就去向司令官阁下汇报。”村田大佐应道。
就在日军第33师团还在苦思冥想着该如何去应对接下来的猛烈进攻时，时间悄然来到了9月10号。
此时，在赣北地区，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正悄然拉开帷幕。日军第106师团的主力部队以及佐枝支队的一千余名士兵，如饿狼一般，气势汹汹地向江西高安以北的奉新一带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方第一集团军第60军的184师毫不畏惧，他们迅速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奋起抵抗。一时间，枪炮声响彻云霄，火光冲天，硝烟弥漫。
在184师的顽强抵抗下，日军第106师团和佐枝支队的进攻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他们的每一次冲锋都被184师的战士们用血肉之躯硬生生地挡了回去。尽管日军使出浑身解数，但始终未能在184师的防线上撕开一个口子，取得哪怕一丝一毫的战果。
日军见久攻不下，恼羞成怒，于是决定孤注一掷，增派大量兵力。不仅如此，他们还出动了炮兵和骑兵，企图以强大的火力和机动性突破华夏军队的防线。
在日军的疯狂进攻下，位于锦江北岸的高安城岌岌可危。日军的飞机在空中呼啸而过，不断投下炸弹，对高安城进行了连番轰炸。同时，他们还丧心病狂地使用了燃烧弹和毒气弹，给高安城的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然而，华夏军队并没有被日军的残暴所吓倒。第58军新编第十师、第32军军139师、141师所部的战士们临危不惧，他们浴血奋战，多次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在数天的激烈战斗中，双方在高安以北的战场上互有攻守，战况异常胶着。
至9月18日傍晚,华夏军队弃守高安。19日起,第九战区司令部做出新的部署，将第32军、49军、74军所部重新作了部署,与高安西犯之日军激战。至22日,受重创之日军被迫退回高安城,我军第32军乘胜反击,于当晚一鼓作气收复高安,并进占祥符观,日军则往东北方面败退,回到9月前之态势。
在颚南地区，除了第33师团，第6师团和第13师团也遭到了第51集团军的迎头重击，均是死了好几千头小鬼子。
在两个方向的部队进攻失利的情况下，同时为了防止华夏军队趁机发起反攻，园部和一郎只能命令部队撤回日军占领区，加强防御工事。
于是，在前世原本是历时两个多月的第一次长沙保卫战，现在因为有了李振华以及第51集团军的出现，日军甚至都没有打进湖南地界，然后就这样草草收场。
现在的小鬼子已经被第51集团军打成了阴影，再加上日本关东军在诺门坎战役中的失败，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方针。
原本在第一次武汉会战取得胜利后表现得很硬气的汪兆铭，在后面武汉沦陷后，再也没有了那份硬气，撤到重庆后，就开始与日军方面接触。
于是，1939年9月28号这一天，汪兆铭夫妇以及曾仲鸣﹑周佛海等人逃离到越南河内，然后再由日本特务秘密护送到上海，然后在上海公开发表臣服于日寇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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