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晚辞值大夜班的第三年，开始习惯那些无法归类的声音。
市立综合医院十四楼的住院部，在午夜零点之后会沉入一种特殊的寂静——不是全然无声，而是被各种细微声响编织成的厚重帷幔：输液泵低沉的滴答声，远处护士站偶尔响起的电话铃，氧气湿化瓶里水泡破裂的轻响。但总有一些声音，不属于医疗设备，也不属于活人。
第一次清晰听见，是在那年深秋。
凌晨两点四十七分，她在治疗室配置第二天早晨的静脉输液。不锈钢托盘与玻璃安瓿碰撞出冷硬的脆响，在这间四面都是白色柜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正当她将第三支头孢曲松钠的药液抽入注射器时，一阵哼唱声毫无预兆地钻进了耳朵。
是个女人的声音。
低沉，飘忽，像是从很深的水底浮上来的调子。没有歌词，只有断续的旋律，几个音符反复缠绕，带着某种古老的哀伤调式。声音没有方向——不是从左或右传来，而是仿佛从墙壁本身渗出，从天花板渗透下来，弥漫在每一个立方厘米的空气里。
顾晚辞的手指僵在半空，针筒里的药液微微晃动。她背脊上的汗毛一根根竖立，手臂瞬间爬满鸡皮疙瘩。作为护理学院毕业时解剖课最高分的学生，她向来以理性自持，但此刻，某种原始的恐惧攥住了她的心脏。
“谁在那儿？”她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显得微弱而可笑。
哼唱声停了。
绝对的寂静反而更加可怕。顾晚辞屏住呼吸，只听见自己太阳穴处血液奔流的鼓噪。她迅速完成手头工作，几乎是逃出了治疗室。走廊的日光灯惨白，将她的影子拉得细长。第二天她向护士长提起此事，那位在医院工作了二十五年的女人只是沉默地看了她一眼，说：“晚辞，有些声音，听见了就当没听见。”
但这仅仅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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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病房37床，一个叫小雅的七岁女孩，白血病晚期。她喜欢在打印纸背面画向日葵，即使化疗让她头发掉光，面色苍白如纸，她仍然会在顾晚辞量血压时问：“顾姐姐，向日葵晚上会低头吗？”
小雅在一个暴雨夜离世。监护仪上的波形拉成直线时，窗外正划过一道闪电，将病房照得煞白。顾晚辞执行完所有护理程序，在整理床单位时，从枕头下抽出一张画：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站在一片灰色的建筑前，建筑有许多方形的窗口，每个窗口里都有一个黑色的小点，像是眼睛。
第二天，那张床收治了一位七十二岁的肺炎患者，周老先生。他退休前是中学历史老师，思维清晰，谈吐有条理，入院评估时生命体征平稳。然而第三天凌晨三点十分，呼叫铃急促响起。
顾晚辞赶到时，周老先生正坐在床沿，双手紧紧抓着床栏，指节发白。
“护士，”他的声音绷得很紧，却异常清晰，“你们医院，是不是有流浪儿童？”
顾晚辞心里一沉，表面仍维持着专业平静：“晚上不允许探视，可能是您做梦了——”
“不是梦。”老人打断她，手指颤抖着指向床下，“她刚钻进去。一个小女孩，没头发，穿着红裙子，脸色白得像纸。她从卫生间出来，蹲在我床底下，抬头看着我笑。”
顾晚辞俯身，用手电筒照亮床底。除了周老先生的拖鞋和一只滚进去的矿泉水瓶，空无一物。
“她…长什么样？”顾晚辞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干涩。
“六七岁，眼睛很大，嘴唇没什么血色。”老人描述着，“我问她怎么不回家，她说…这就是她的家。”
小雅死前最后一天，穿的就是母亲从家里带来的红色连衣裙。顾晚辞没有告诉周老先生这张床前一位病人的情况，只是安抚后通知了值班医生。医生开了少量镇静剂，但那一夜，老人再未合眼。他告诉每一个前来巡房的医护人员，那个小女孩还在——有时坐在窗台上晃着腿，有时站在墙角静静看着，从不说话，只是看。
一周后，原本平稳的周老先生血氧饱和度毫无预兆地急剧下降，随即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抢救持续到凌晨四点，最终失败。死亡证明上写着“重症肺炎引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但在护士站的交班本上，有人用极小的字在旁边备注：“看见37床旧童”。
“别说出去。”资深护士李静娟——大家都叫她娟姐——在茶水间对顾晚辞低声说，“但在这栋楼里，有一个规律：凡开始说看见‘不存在的人’的病人，不管进来时什么病，最后都走了。不是迷信，是我二十年看到的。”
顾晚辞开始留意。她翻查过去一年的护理记录，发现至少九例类似情况：病人声称看见已故亲属、陌生身影或无法解释的现象，之后均在短期内病情急剧恶化死亡。这些患者最初的诊断各异——糖尿病足、胆结石术后、稳定性心绞痛——无一危重。
最令她不安的是，这些死亡在时间和空间上似乎存在某种“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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