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四九城的秋风开始带着凉意。
四合院的屋顶上，第二季蔬菜到了最后的收获期。黄瓜藤已经枯黄，豆角架空空荡荡，只有墙角的南瓜还金灿灿地挂着，像一个个小灯笼。
赵晓梅指挥大家把最后的蔬菜都收了，该晒的晒，该腌的腌。
“这些干菜、咸菜，就是咱们冬天的口粮。”她说，“省着点吃，能吃到明年开春。”
没人敢浪费。饿过肚子的人，最懂得粮食的金贵。
玉米粒已经晒干，装进了各家各户的瓦罐里。虽然每户只有两三斤，但那实实在在的粮食，让人心里踏实。
应急基金在林飞的打理下，稳步增长到了七十八块钱。这在1962年的四合院，是一笔巨款。
但林飞知道，钱再多，也抵不过人心的变化。
聋老太走后，院里表面平静，底下却暗流涌动。
最明显的变化，是权力的重新分配。
以前聋老太在时，她是毋庸置疑的最高权威。她一句话，没人敢不听。
现在她不在了，权威真空出现了。
林飞虽然是互助小组的副组长，但资历浅，年纪轻，又是个外来者，威信不够。
易中海身体每况愈下，说话都没力气，更别说管事。
刘海中倒是想管事，但没人服他。
阎埠贵只关心账目，对管理没兴趣。
于是，院里渐渐形成了几个小圈子：
以秦淮茹为核心的女人们，主要关心孩子的吃饭、穿衣、上学。
以傻柱为核心的青壮年，主要关心干活、工分、分配。
以阎埠贵为核心的“知识分子”（其实就他一个），主要关心账目、制度、规矩。
而林飞，成了连接这几个圈子的纽带。他既要协调各方的利益，又要维持制度的运转，还要防着许大茂那样的破坏者。
很累，但必须做。
因为他答应过聋老太，要守住这个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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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中旬，街道又来了通知：开展“忆苦思甜”活动，要求每家每户派代表，去郊区的“阶级教育展览馆”参观学习。
通知贴在院里，大家议论纷纷。
“又要搞活动……”
“这回是什么名堂？”
“听说要去看地主怎么压迫农民的。”
林飞召集小组开会。
“这次活动，躲不过。”他说，“我的建议是，咱们院里统一组织，统一去，统一回。路上互相照应，别出乱子。”
“谁带队？”刘海中问。
“我带队。”林飞说，“易大爷身体不好，就别去了。二大爷您也留下，照看院里。”
刘海中想说什么，但想了想，还是点头答应了——去郊区要走很远的路，他年纪大，确实吃不消。
最后确定去的人有：林飞、秦淮茹、傻柱、阎埠贵（负责记账）、赵晓梅、苏秀兰，还有棒梗（作为少年代表）。
许大茂也想去，被林飞拒绝了：“你在监督改造期，这种活动不能参加。”
许大茂没敢争辩，低头回了屋。
但林飞注意到，他眼神里的怨恨，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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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那天，天没亮就出发了。
一行人步行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郊区的展览馆。
那是一个破旧的地主庄园改造的，里面陈列着各种刑具、契约、账本，还有模拟的“收租院”、“水牢”、“私刑室”。
讲解员是个年轻姑娘，声情并茂地讲述地主怎么压迫农民，怎么逼死人命。
参观的人很多，大多是附近的农民和城里的工人。听着讲解，有人愤怒，有人流泪，有人咬牙切齿。
秦淮茹看到那些刑具，想起自己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的故事，眼圈红了。
傻柱看到那些契约，想起自己爷爷当年给地主扛活，累出一身病，最后没钱治死了，拳头攥得紧紧的。
赵晓梅和苏秀兰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虽然也同情农民，但更多的是理性思考。
阎埠贵则一直在算账——地主一年收多少租，剥削了多少剩余价值。
林飞看着这一切，心里复杂。
他知道，阶级压迫是真实存在的。但把所有的苦难都归结为“地主压迫”，未免简单化了。
这个国家经历的苦难，有更深层的原因：战乱、天灾、体制……
但这些话，他不能说。
参观结束后，是“忆苦饭”环节。
每人发一个窝头，一碗菜汤。窝头是糠麸和野菜做的，又粗又硬，难以下咽。菜汤是清水煮的野菜，没油没盐。
“这就是旧社会农民吃的饭！”讲解员说，“大家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众人艰难地吃着，没人说话。
棒梗吃了一口窝头，皱起眉头，但没吐出来。他想起自己饿肚子的时候，比这还难吃的东西都吃过。
回程的路上，气氛沉闷。
“林叔，”棒梗忽然问，“旧社会的地主坏，那新社会就没有坏人了吗？”
这个问题很尖锐。
林飞想了想，说：“任何社会都有好人，也有坏人。地主里有坏的，也有不那么坏的。新社会也一样。关键是，我们要建立一种制度，让坏人做不了恶，让好人能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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