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幕：澳门风顺堂。
澳门，风顺堂街。
圣老楞佐教堂，被称为“风顺堂”。
是澳门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黄沾站在教堂里，看着四根巨大的花岗岩柱子。
“第四根柱……”
他数过去。
第四根柱在圣坛右侧，柱身雕刻着宗教图案。
黄沾仔细观察，发现柱基处有一块石砖，颜色略浅。
他假装系鞋带，用手轻推石砖——
石砖是活动的。
里面有一个小洞，放着一个铁盒。
打开铁盒，第二把钥匙。
同样是黄铜的，拴着蓝绳。
一个老神父走过来，用葡萄牙语问：“你在找什么？”
黄沾用葡语回答：“一个朋友留下的东西。”
神父深深看他一眼：“那个人说，如果有人来取第二把钥匙，就告诉他：‘第二匙开离散，离散终难聚。’”
黄沾心中一沉：“神父，您认识周永昌？”
“他1958年来澳门，每周都来祷告。”
神父望向圣像，“他说自己帮了很多人，也怕害了很多人。他留下钥匙，说如果有人来找，说明时局变了，该让人知道了。”
第六幕：深水埗天台。
深水埗南昌街，一栋六层旧唐楼。
张振和大飞，爬上吱呀作响的铁梯，来到天台。
天台角落里，有一个生锈的旧水箱，早已废弃。
“这种水箱，1972年政府要求换新后就没人用了。”
张振敲了敲水箱外壳。
两人合力撬开水箱顶盖，里面没有水，只有一个防水油布包。
打开油布，第三把钥匙，拴着绿绳，还有一张字条：
“第三匙开名册，名册在——长洲东湾路十七号地下，周记杂货铺，第三排货架最下层，铁皮饼干盒内。三匙非为开锁，乃为验身：持三匙者，方可见名册。周永昌 1958年冬”
大飞瞪大眼睛：“所以周永昌把名册，放在自己家的杂货铺？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
“不。”
张振看着钥匙，“杂货铺可能早就没了。1975年长洲大火，东湾路烧了一半。”
“那怎么办？”
张振收起钥匙和字条：“先回去汇合。”
第七幕：三钥合一。
11月15日晚，星时代办公室。
三把钥匙摆在桌上，黄、蓝、绿三色绳子。
“三句话。”
黄沾复述，“‘往事不堪提’、‘离散终难聚’、‘名册见光日，泪眼两迷离’。”
至此，这个好奇的小团队，总算凑齐了张振开篇时，阅读过的那首诗。
陈浩东说：“周永昌在警告，每一个来找名册的人——这名册不光是温情故事，可能还有不堪回首的孽缘？”
何芷晴指着第三张字条：“但他说名册在周记杂货铺。我查过，东湾路十七号现在是一间7-11，1975年大火后重建的。如果名册在那里，早就没了。”
张振沉默良久，忽然说：“不，名册不在杂货铺。”
他拿起三把钥匙：“你们看，钥匙根本没用——没有锁。周永昌为什么设这个局？为什么要人跑三个地方，取三把没用的钥匙？”
大飞愣了：“那为什么……”
“为了筛选。”
张振眼睛亮了，“只有真心想知道真相、愿意奔波的人才配看名册。但这三把钥匙本身，就是线索。”
他把三把钥匙，并排放在灯下。
“黄、蓝、绿三色绳。1950年代，香港的邮政信箱有三种颜色：红色是本地，蓝色是海外，绿色是……”
“军邮！”
黄沾脱口而出，“绿色是军邮，专寄往台湾和海外驻军！”
“对。”
张振继续说，“周永昌用三色绳，暗示他传递信件的三个方向：黄色——本地和内地；蓝色——南洋海外；绿色——台湾和特殊渠道。这就是他说的‘四通八达’，其实少了红色，因为红色太显眼。”
何芷晴接上思路：“所以名册不在一个地方，而是根据这三色分类，藏在三个地方？”
“很可能。”
张振站起来，“但我们不需要找了。”
众人一愣。
张振看着窗外：“周永昌1958年留下这个谜，是希望有一天时局安定，后人能理解他做的事。但名册本身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在那样一个年代，有一个做饼的师傅，用他的方式，连接了三百多个离散的家庭。”
他转身：“我们要拍的不是名册，是那些家庭的故事。周国伟说过，他小时候常有些老人来茶餐厅，不说话，就看看招牌——那些人就是受过帮助的家庭后人。我们登报寻找，请他们来讲故事。”
黄沾担忧：“但周国伟肯吗？这会让他家暴露在风险中。”
“所以我们要换种方式。”
张振已经有了主意，“不实名，不露脸，只录音，只记录故事。最后合成一部声音纪录片——《漂洋饼的来信》。”
第八幕：声音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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