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多尔切斯特酒店的宴会厅里,水晶吊灯折射出柔和的光芒。
张振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带,看着台下那些期待的面孔。
——媒体人、慈善家、学者,还有几位经历过二战的老者。
莎拉刚刚完成了对“记忆计划”的介绍,此刻转向他:“现在,让我们欢迎这个项目的创始人,从香港远道而来的张振先生。”
掌声中,张振走上讲台。
灯光有些刺眼,他微微眯眼,看到了台下林倾霞鼓励的微笑。
“谢谢莎拉导演,谢谢各位。”
他的英语,带着港式口音,但清晰坚定。
“站在这里,我有些恍惚。三天前我还在香港的茶餐厅里,听一位老太太讲她1949年失散的哥哥;今天却在伦敦,听玛丽亚女士讲述1944年华沙失散的妹妹。”
台下安静下来。
“这两个故事,地理相隔万里,时间相差三十多年。但它们如此相似——都关于离散,都关于等待,都关于永不放弃的寻找。”
张振顿了顿,“在来伦敦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的历史上,总有这么多离散的故事?”
他看向台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
——那是二战期间,从波兰逃到英国的幸存者。
“玛丽亚女士,给我看了一个铁盒,里面有两把小梳子,一个褪色的蝴蝶发夹,还有半张纸条,上面写着‘永远在一起’。她说,这是她和妹妹索菲亚,最后共同拥有的东西。”
张振的声音很轻,但透过麦克风,传遍整个宴会厅。
“铁盒盖内侧刻着‘S.W. 1943’,那是六岁的索菲亚,学写字时刻下的。玛丽亚女士每年,请画家画一张想象中的妹妹——五岁的索菲亚,十岁的索菲亚,二十岁的索菲亚...今年这幅,是六十九岁的索菲亚。”
台下传来轻微的抽泣声。
“我想起香港的陈婆婆,她等了三十八年,等到丈夫从大陆来香港团聚。她每年都做一件新衣服,说‘万一他明天就来了呢’。”
张振说,“我还想起罗先生,他父亲临终前交给他一个铁盒,说‘找到你表姑’。”
他停顿了一下,环视全场:“这些故事让我思考一个更深的问题。我的祖辈经历过战争,我的父辈经历过离散,而我这一代是幸运的——生长在相对和平的年代。但每当我倾听这些故事时,一个问题总萦绕心头:战争到底,给普通人留下了什么?”
张振的语速放慢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评论家。我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记录者。但从我听到的数百个故事中,我看到的是——战争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余波,那些伤痛和离散,哪怕时隔四十余年,依然在普通人的生命里,留下令人触目惊心的疤痕。”
台下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专注地看着他。
“这些伤痕不仅在香港存在,也散落在世界各地——在华沙,在伦敦,在上海,在每一个被战争触碰过的地方。”
张振的声音里,带着真挚的情感,“玛丽亚女士,陈婆婆,罗先生的父亲...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所求的人生,其实很简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和所爱的人在一起,平安相守度过一生。”
他深吸一口气:“可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普通人被卷入他们从未选择的漩涡?为什么最渴望和平的人,往往承受最深的伤痛?”
这个问题悬在空中,沉甸甸的。
“我没有答案。”
张振张开双手,坦诚地说,“但我在想,也许我们回顾这些故事时,最该关注的不是战争的胜负,不是战略的对错,而是那些被卷入其中的普通人——他们失去了什么,他们记住了什么,他们传递了什么。”
他看向莎拉,看向伊娃教授,看向在场所有致力于保存记忆的人。
“这就是‘记忆计划’在做的事。我们不是要歌颂苦难——苦难从不值得歌颂。我们是要记录那些,被苦难触及的生命,是如何依然寻找连接,依然怀抱希望,依然在破碎中寻找完整。”
张振的声音变得坚定:“因为在所有宏大叙事之下,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是玛丽亚女士每年画一幅妹妹的肖像,是陈婆婆每年做一件新衣,是罗先生父亲临终前,还紧握的信件。”
“这些故事,不该被人和时光遗忘。”
他说,“因为当我们遗忘普通人的伤痛时,我们也遗忘了什么是最珍贵的东西——对生命的尊重,对和平的渴望,对‘在一起’的珍视。”
台下响起第一声掌声,然后是第二声,很快连成一片。
张振等掌声稍歇,继续说道。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很微小的事——记录一个名字,保存一张照片,连接一段断裂的记忆。我们点燃的,只是一束小小的烟花,也许很快熄灭。但只要在那一刻,它照亮了某个等待被看见的角落,让某个失散的人知道还有人记得、还在寻找...那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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