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菠萝包，像有了生命一样。
从他筷子间蹦出去，正好掉进隔壁桌老伯的粥碗里。
“噢，我的天！”
阿特金森赶紧起身道歉，手忙脚乱中，他愣是用筷子，戳着他掉落到人家粥碗里的包子。
可偏偏还碰翻了自己的奶茶。
张振和林倾霞对视一眼，强忍着笑帮忙收拾残局。
但有趣的是，那位老伯不仅没生气。
反而哈哈大笑，用港式普通话，安慰阿特金森。
“没事没事，菠萝包配粥，新食法啦！”
这段小插曲，反而让气氛活跃起来。
阿特金森在窘迫之后，也放松地笑了：“看来我在哪里，都会制造混乱。”
下午，张振带他去探访，几位战争幸存者。
在深水埗的一间旧屋里，九十岁的陈伯，讲述了他1941年香港沦陷时的经历。
“日本兵来了，我们躲在山里。我阿妈带着我们六个兄弟姐妹，每天就靠挖野菜、偷红薯活下来。”
陈伯的声音平静，但每一句话都沉甸甸的。
“最细的妹妹病了，没药医，走的时候才五岁。”
阿特金森认真听着，时不时在本子上记录。
当陈伯说到他们，战后回到已被炸毁的家。
从废墟里挖出，半个铁皮玩具车时，这位喜剧演员的眼眶红了。
“那半个玩具车，我现在还留着。”
陈伯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生锈的铁皮小车。
只有前半部分，“我妹妹生前最喜欢的。”
离开陈伯家后，阿特金森沉默了很久。
“这就是我想拍的东西。”
他终于开口，“不是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这些...半个玩具车，每天寻找食物的母亲，在废墟中努力活下去的普通人。”
接下来的几天，阿特金森跟着张振团队，走访了更多地方。
调景岭的难民聚居区、收藏战争文物的私人博物馆、甚至参加了二战老兵每月一次的茶聚。
他也在适应香港生活的过程中，闹出更多笑话：
试图用粤语点菜，结果点了一堆，自己不敢吃的东西；
在拥挤的旺角街头迷路，靠着一张写着“星时代剧本创意有限公司”的纸条问路回来；
尝试坐天星小轮时，差点把相机掉进维多利亚港...
但这些“憨豆时刻”，反而让他更融入香港。
市井百姓认出他，不仅不觉得他滑稽。
反而觉得这位大明星，“很亲民”、“好可爱”。
一天晚上，在庙街的大排档，阿特金森突然有了灵感。
“我想到了！”
他兴奋地对张振说，“电影的主角，可以是一个在殖民地生活的英国小人物。战争爆发后，他原本有序的生活被打破。但他用自己笨拙的方式，帮助香港当地人——当然，帮的全是倒忙，但最终，在灾难中，这种笨拙的善意，反而成了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
张振眼睛一亮：“比如呢？”
“比如他试图用英式礼仪，应对炮火——空袭时还要先穿好西装外套，才肯进防空洞；比如他想帮一个中国家庭藏粮食，结果把米藏在了明显得不能再明显的地方；比如他学了几句粤语，但总是用错场合...”
黄沾正好过来，听到这拍案叫绝：“这个好！笑着笑着就哭了！”
顾家辉沉吟：“音乐可以用英国民谣，混合广东音乐的元素，表现文化碰撞。”
陈浩东已经开始画分镜：“主角最后会不会，为了保护那个中国家庭，做了一件他人生中最勇敢的事——尽管方法还是很笨拙？”
“对！”
阿特金森用力点头，“而且这件事可能很小，不改变战局，但改变了几个人的人生。”
接下来的剧本讨论会，成了星时代最欢乐的创作现场。
黄沾，扮演笨拙的英国主角。
用夸张的肢体语言，演示各种“帮倒忙”场景：
教小孩防毒面具的“正确戴法”，结果把自己套进去出不来；
试图用下午茶礼仪，安抚惊慌的民众，结果把茶杯叠成了危楼...
梅艳芳笑到肚子痛：“沾叔，你比憨豆先生还憨豆！”
谭咏麟提议：“电影里可以有些音乐元素吗？比如主角用走调的方式，唱《天佑女王》安抚孩子？”
张国荣补充：“或者他学了一首中文歌，但发音全错，却在最危险的时候唱了出来，意外地鼓舞了人心。”
创意如烟花般迸发，每个人都贡献点子。
两周后，阿特金森离开香港时，剧本大纲已经基本成型。
临行前，他在机场对张振说。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特别的经历。谢谢你们让我看到，幽默可以如此有力量，记忆可以如此温暖。”
范佛意犹未尽，他补充道：“尤其是和你们一起创作时，我非常非常开心。”
张振微笑：“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反战，可以有另一种表达。”
回到公司，张振召集全员开会。
“电影项目正式启动，暂定名《哄空首席捕鼠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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