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菠萝包,像有了生命一样。
从他筷子间蹦出去,正好掉进隔壁桌老伯的粥碗里。
“噢,我的天!”
阿特金森赶紧起身道歉,手忙脚乱中,他愣是用筷子,戳着他掉落到人家粥碗里的包子。
可偏偏还碰翻了自己的奶茶。
张振和林倾霞对视一眼,强忍着笑帮忙收拾残局。
但有趣的是,那位老伯不仅没生气。
反而哈哈大笑,用港式普通话,安慰阿特金森。
“没事没事,菠萝包配粥,新食法啦!”
这段小插曲,反而让气氛活跃起来。
阿特金森在窘迫之后,也放松地笑了:“看来我在哪里,都会制造混乱。”
下午,张振带他去探访,几位战争幸存者。
在深水埗的一间旧屋里,九十岁的陈伯,讲述了他1941年香港沦陷时的经历。
“日本兵来了,我们躲在山里。我阿妈带着我们六个兄弟姐妹,每天就靠挖野菜、偷红薯活下来。”
陈伯的声音平静,但每一句话都沉甸甸的。
“最细的妹妹病了,没药医,走的时候才五岁。”
阿特金森认真听着,时不时在本子上记录。
当陈伯说到他们,战后回到已被炸毁的家。
从废墟里挖出,半个铁皮玩具车时,这位喜剧演员的眼眶红了。
“那半个玩具车,我现在还留着。”
陈伯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生锈的铁皮小车。
只有前半部分,“我妹妹生前最喜欢的。”
离开陈伯家后,阿特金森沉默了很久。
“这就是我想拍的东西。”
他终于开口,“不是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这些...半个玩具车,每天寻找食物的母亲,在废墟中努力活下去的普通人。”
接下来的几天,阿特金森跟着张振团队,走访了更多地方。
调景岭的难民聚居区、收藏战争文物的私人博物馆、甚至参加了二战老兵每月一次的茶聚。
他也在适应香港生活的过程中,闹出更多笑话:
试图用粤语点菜,结果点了一堆,自己不敢吃的东西;
在拥挤的旺角街头迷路,靠着一张写着“星时代剧本创意有限公司”的纸条问路回来;
尝试坐天星小轮时,差点把相机掉进维多利亚港...
但这些“憨豆时刻”,反而让他更融入香港。
市井百姓认出他,不仅不觉得他滑稽。
反而觉得这位大明星,“很亲民”、“好可爱”。
一天晚上,在庙街的大排档,阿特金森突然有了灵感。
“我想到了!”
他兴奋地对张振说,“电影的主角,可以是一个在殖民地生活的英国小人物。战争爆发后,他原本有序的生活被打破。但他用自己笨拙的方式,帮助香港当地人——当然,帮的全是倒忙,但最终,在灾难中,这种笨拙的善意,反而成了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
张振眼睛一亮:“比如呢?”
“比如他试图用英式礼仪,应对炮火——空袭时还要先穿好西装外套,才肯进防空洞;比如他想帮一个中国家庭藏粮食,结果把米藏在了明显得不能再明显的地方;比如他学了几句粤语,但总是用错场合...”
黄沾正好过来,听到这拍案叫绝:“这个好!笑着笑着就哭了!”
顾家辉沉吟:“音乐可以用英国民谣,混合广东音乐的元素,表现文化碰撞。”
陈浩东已经开始画分镜:“主角最后会不会,为了保护那个中国家庭,做了一件他人生中最勇敢的事——尽管方法还是很笨拙?”
“对!”
阿特金森用力点头,“而且这件事可能很小,不改变战局,但改变了几个人的人生。”
接下来的剧本讨论会,成了星时代最欢乐的创作现场。
黄沾,扮演笨拙的英国主角。
用夸张的肢体语言,演示各种“帮倒忙”场景:
教小孩防毒面具的“正确戴法”,结果把自己套进去出不来;
试图用下午茶礼仪,安抚惊慌的民众,结果把茶杯叠成了危楼...
梅艳芳笑到肚子痛:“沾叔,你比憨豆先生还憨豆!”
谭咏麟提议:“电影里可以有些音乐元素吗?比如主角用走调的方式,唱《天佑女王》安抚孩子?”
张国荣补充:“或者他学了一首中文歌,但发音全错,却在最危险的时候唱了出来,意外地鼓舞了人心。”
创意如烟花般迸发,每个人都贡献点子。
两周后,阿特金森离开香港时,剧本大纲已经基本成型。
临行前,他在机场对张振说。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特别的经历。谢谢你们让我看到,幽默可以如此有力量,记忆可以如此温暖。”
范佛意犹未尽,他补充道:“尤其是和你们一起创作时,我非常非常开心。”
张振微笑:“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反战,可以有另一种表达。”
回到公司,张振召集全员开会。
“电影项目正式启动,暂定名《哄空首席捕鼠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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