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聊城停留一周，卢润东走遍了水渠沿线。他看到民工们住在临时工棚里，条件简陋，但干净整洁，有医疗点，有识字班；看到技术人员和民工同吃同住，手上磨出了茧子；看到妇女们组织起来，不仅做饭送水，还成立了洗衣队、缝补队。
更让他吃惊的是，工地上的生产效率极高。原本计划三个月的工程，照这个进度，两个月就能完成。吴焕先说：“卢先生，这就是民心可用。老百姓知道这是在为自己干活，劲儿使不完。”
离开聊城前夜，卢润东在工棚里和几个老农聊天。一个白胡子老汉说：“卢先生，俺活了七十岁，经过光绪年的大旱，经过民国初年的乱，没见过这样的。当官的跟老百姓一块儿干活，读书的跟泥腿子一个锅里吃饭。”
另一个中年汉子接话：“俺爹饿死那年，官府也在赈灾，可粥稀得能照见人影，还得给衙役塞钱才能领到。现在，干部把饭送到手上，还问你够不够。”
卢润东问：“要是现在让你们去打仗，你们去吗？”
汉子们愣了愣。白胡子老汉先开口：“要是打洋鬼子，俺这老骨头也上！为啥？因为聚村救了俺全家，因为俺孙子在聚村学堂念书，因为俺家的地明年就能浇上水——这些好东西，不能让那些吸人血的洋鬼子给祸害了！”
其他汉子纷纷点头。
那一刻，卢润东心中豁然开朗。他一路上的疑惑有了答案：为什么潘戴遇刺后，聚村工作反而更好了？因为牺牲让抽象的理想变得具体，让遥远的信仰变得可触可感。人们看到了，真的有人愿意为百姓死；人们明白了，这个组织是玩真的。
从聊城到安阳，再到郑州，卢润东看到的都是类似的景象。打井的、修路的、盖房的、植树的、修水渠的……整个华北大地，仿佛从沉睡中苏醒，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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