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国璋微笑着，把酒杯举到唇边，抿了一口。干邑顺着喉咙滑下去，温热的感觉从胃里升起来，像一只手在抚摸他的内脏。
他放下酒杯，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海参，放进嘴里，慢慢咀嚼。
海参烧得恰到好处，软糯鲜香，胶质在舌尖上化开，像一勺蜂蜜。他点了点头，对站在身后的管家说：“这道菜不错，赏厨子。”
管家应了一声，退了下去。
佟国璋的目光在桌上扫了一圈，停在一个年轻人身上。
那年轻人坐在桌子的末端，离主位最远的位置，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很瘦，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嘴唇紧抿，面前摆着一杯酒，但没有动。
他的眼睛不大，但很亮，瞳仁是深黑色的，像两颗打磨过的黑曜石，目光沉静而锐利，像一把藏在鞘里的刀。
他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修长而苍白，指甲剪得很短，指尖有薄薄的茧子——那是握笔留下的，不是握枪留下的。
他叫沈志远，是佟国璋一个远房亲戚的儿子，在北平读大学，学的是法律，今年夏天刚毕业，回哈尔滨找工作，暂时寄住在佟家。
佟国璋对这个年轻人不太看得上——书读得太多了，脑子读坏了，不懂得人情世故，不懂得见风使舵，不懂得在这个世道上活下去的第一条法则：跟对人。但碍于亲戚的面子，也不好赶他走，就让他住在后院的小房间里，每天供两顿饭，权当养一条狗。
此刻，佟国璋看着沈志远面前那杯没有动过的酒，脸上的笑容淡了一些，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他的目光在沈志远脸上停了几秒，像一只苍蝇停在蛋糕上，然后又移开，继续跟旁边的人谈笑风生。
宴会进行到一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气氛渐渐热络起来。
坐在佟国璋右手边的是一个胖子，姓刘，名德柱，哈尔滨商会副会长，做粮食生意的，满洲最大的粮商之一，据说在东北军里有人，在日本人那里也有门路，黑白两道通吃。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西装，西装绷得紧紧的，像一根香肠的肠衣，随时会炸开。
他的脸圆得像一面锣，下巴叠着三层，眼睛被脸上的肥肉挤成两条缝，鼻子像一颗草莓，红彤彤的，上面布满了毛细血管——那是常年喝酒留下的印记。
他的手指短而粗，像五根胡萝卜，指关节上长着黑色的汗毛，指甲缝里嵌着泥——一个有钱但没教养的暴发户。
“佟老，”刘德柱举起酒杯，声音像破锣，又响又沙哑，“这杯酒，我敬您。您是老前辈，是咱们哈尔滨的定海神针。有您在，咱们这些人心里就踏实。满洲的未来，还得靠您这样的人来掌舵啊！”
佟国璋笑了笑，举起酒杯，跟刘德柱碰了一下：“刘会长客气了。满洲的未来，靠的不是哪一个人，靠的是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共襄盛举。”
“对！齐心协力！共襄盛举！”刘德柱一仰脖，把杯里的酒干了，干邑辣得他龇牙咧嘴，脸上的肥肉挤成一团，像一朵被踩烂的菊花。
他放下酒杯，用手背抹了一下嘴角，酒液沾在袖口上，洇出一片深色，他也不在意，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坐在刘德柱对面的是一个瘦子，姓赵，名文斌，日本商社的买办，穿一套浅灰色的西装，戴一副金丝眼镜，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苍蝇站上去都打滑。
他的脸狭长，颧骨突出，下巴尖尖的，像一把锥子，嘴唇薄而苍白，说话的时候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门牙镶了一颗金的，在灯光下一闪一闪。
他的手指细长，像女人的手，指甲涂了一层透明的甲油，保养得一丝不苟。
他是哈尔滨日本商社联合会的理事，专门替日本人在满洲收购大豆、小麦、木材，从中抽取佣金，一年能赚几十万大洋。
他是哈尔滨最早挂太阳旗的人之一，也是最早改口说“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的人之一。
“佟老，”赵文斌放下酒杯，声音尖细，像一根针在玻璃上划，“听说今晚有贵客要来？不知道是哪位大人物？”
桌上的人都安静下来，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佟国璋。
这个话题，大家早就想问了，但没有人敢先开口。赵文斌开了头，所有人都在等答案。
佟国璋放下筷子，拿起餐巾擦了擦嘴角，动作很慢，很从容，像在吊所有人的胃口。
他把餐巾叠好，放在桌上，然后抬起头，目光扫过每一张脸，嘴角浮起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诸位，”他说，“今晚确实有一位贵客。他是关东军司令部的特使，代表本庄繁司令官来哈尔滨视察。他对诸位在哈尔滨的贡献——非常赞赏。今晚来，是特意要跟诸位见一面，当面表达谢意。”
桌上响起一片低低的议论声，有人兴奋地搓手，有人紧张地整理领带，有人端起酒杯又放下，有人左顾右盼，像一群等待检阅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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