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是被病房门口的脚步声吵醒的。窗外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钻进来，在地板上投出一道细长的光，消毒水的味道比昨晚淡了些。
早上9点，医生将昨晚的消费单给我放在病床旁边的柜子上，我拿起来一看被吓了一大跳，竟然检测费加上治疗费足足两千多。
10点，医生象征性的给我挂了几瓶葡萄糖，并且推来一台类似于按摩仪的医用设备将按摩头全部固定在了我的身上，我随口问了一句：“医生，这个项目一次的费用是多少。”
“380”
“啊，这么贵？多长时间呀？会不会对我身体造成伤害？”
“放心，就跟做按摩一样，啥事没有，时间到了它会自己停的，也就半个小时。”说完医生便离开了病房。
“唉，算了，既来之则安之。”我心里暗暗这么安慰着自己。
挂完水后，医生说今天就没有治疗项目了，我可以自由活动了，但晚上9点前必须回到病房。
我下楼在医院的吸烟区抽烟，给陈哥打过去电话，将费用和刚刚医生说的话告诉了他，他让我安心在医院待着，别管费用，说钱不够了他过来再缴费就是了。并且让我现在就给昨晚给我留电话的那个周督察打电话说昨晚回去后感觉身体不舒服，头晕的厉害，现在在人民医院住院。 陈哥说治安所会把我这边的情况转告给那个醉汉，那个醉汉只要不是傻子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也会着急的想要尽快调解。
我听了陈哥的话，连抽了两根烟后，调整了一些心态，便给周督察打去了电话，将陈哥教给我的说辞重复了一遍。
电话里，周督察什么也没说，心里肯定也明白我这是什么意思，等我说完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住院的第三天早上，周督察的电话打了过来，问我在医院哪个科室，哪个病房，说当事人和家属要来医院看望我，我听到后心里激动万分，但还是强行压制了下去，尽量用平静的语气和周督察交流。
挂断电话后，我心里既期待又惶恐。
可一直等到下午5点都没见当事人过来，我不知所措，便给陈哥打电话想听听他的分析和建议。
结果陈哥在电话里很轻描淡写的说了句：“没来就没来，别着急。”
可挂完电话，我心里很不安，眼看着住院费快要花完了，更加慌的不行，真怕“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4天，也就是6月23号早上8点半，我接到了周督察的电话，他让我现在去一趟治安所，说对方已经在去治安所的路上，由治安所出面调解。
我答应了下来，挂断后就给陈哥打电话说了，陈哥说他给站长请个假就过来，让我在医院门口等着他。
挂了电话，我心脏“咚咚”地跳，既紧张又兴奋，赶紧从病床爬起来换好衣服，对着手机镜头揉了揉头发，刻意让自己脸色看起来憔悴点，又对着空气练了练皱眉头的表情，琢磨着一会儿该怎么说，才能让对方心甘情愿掏钱。
将医院的消费单整理好装进了医院的ct袋子里，准备去医院门口等陈哥。
可结果陈哥的速度很快，我下楼刚走到医院门口，就看见陈哥在电动车上坐着抽烟，看见他，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不少。
我坐上车，陈哥边骑车边嘱咐：“别紧张，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你就往严重了说，头疼得厉害，晚上睡不着，浑身都没力气，记住，一口咬定要三万，少一分都不松口，他们要是讨价还价，你就装犹豫，别直接答应。”
我使劲点头，嘴里应着“知道了”，手心却冒出了汗。一路上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对方会不会直接答应，一会儿又怕他们嫌钱多不肯给，甚至开始琢磨要是谈崩了该怎么办，连老陈跟我说话都没听清几句，直到电动车停在治安所门口，我深吸了一口气，才跟着他走了进去。
治安所的大厅里很安静，只有几个民警在办公，角落里的长椅上坐着两个人30多岁的男人，其中一个正是那晚的醉汉。
治安警将我们带到调解室后，便询问我的调解诉求。我看了一眼陈哥，见他微微点头，声音不大却很坚定的说道：“三万。”
“三万？”对方一下子叫了出来，语气里满是震惊，“太多了吧兄弟，我就是推了你一下，你也没受什么伤，你这是敲诈。”
还没等我说话，陈哥态度强势点说道：“你说没受伤就没受伤呀！他头到现在还晕着，时不时的神志不清，我们还准备转院到西京医院找专家教授给检查检查，你要是觉得多，那咱们就别调解了，直接走程序，让治安所同志依法处理，到时候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照样得赔，你自己掂量掂量。”
这时，对方的另外一个人突然笑出了声，用嘲讽的语气说道：“没看出来还是个老手呀！三万你们就别想了，我们也不是冤大头。昨天我们已经去医院了解了，多处软组织挫伤就是屁事没有，我兄弟这顶多属于寻事滋事，在看守所待七天就是了，一天折合四千很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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