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医院病房,灯光调得很暗。
苏清越推开病房门时,刘玉芬正半靠在床头,眼睛望着窗外。听到动静,她缓缓转过头,蜡黄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苏同志……你来了。”
“刘阿姨,您感觉怎么样?”苏清越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轻轻握住老人的手。那只手枯瘦冰凉,但有了温度,比上次握着时多了些许生气。
“死不了。”刘玉芬的声音很轻,但清晰,“阎王爷说,我的事还没完,不收我。”
这话里带着老人特有的倔强,苏清越听了既心酸又欣慰。
“医生说您恢复得很好,再治疗一段时间就能出院了。”
“出院?”刘玉芬摇摇头,“出院干什么?回到那个空房子,天天想那八万块钱?”
她转过头,看着苏清越:“苏同志,你们查得怎么样了?那些贪官,抓了吗?”
“抓了。”苏清越如实相告,“住建局局长张建国,评估公司的刘文斌,还有……还有司法局局长赵立民。他们都交代了问题。”
“交代了?”刘玉芬的眼睛亮了一下,“那我那八万块,能要回来吗?”
“能。不止您那八万,清水湾所有被克扣的补偿款,都会如数追回,发放给大家。”
刘玉芬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抬起颤抖的手抹了抹眼角:“好……好啊。我就知道,这世上还有公道。”
病房里安静了片刻,只有监护仪器规律的滴滴声。
“刘阿姨,”苏清越轻声问,“您当时……怎么那么想不开?”
这个问题她一直想问。一个活了六十七年的老人,经历了那么多风雨,为什么会在那一刻选择放弃生命?
刘玉芬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不是想不开,是看不到头。”
她看着天花板,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三年了,我跑了多少地方,找了多少人,说了多少话。开始他们还听,还记,还说要研究。后来,门都进不去了。再后来,看到我就躲。”
“那天评估公司那两个人来,那个年轻人,二十多岁,跟我孙子差不多大。他指着我的鼻子说:‘老太婆,你再闹,让你儿子在工地都待不下去!’”
苏清越的心揪紧了。她记得监控里刘小军那张年轻但扭曲的脸。
“我不怕他吓唬我。”刘玉芬继续说,“但我怕他说的是真的。我儿子在工地干活,没文化,没背景,要是真被人盯上了……他还有老婆孩子要养。”
“所以您就想,您不在了,他们就不会找您儿子的麻烦了?”
刘玉芬点点头,又摇摇头:“也不全是。我是真累了。三年,一千多天,我天天想这个事,睡不着,吃不下。那天他们一走,我坐在屋里,看着老伴的照片,突然就想——算了,不争了。争来争去,争不过命。”
这话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苏清越心上。
“现在不这么想了。”刘玉芬忽然握住她的手,“苏同志,谢谢你。你让我知道,这世上还有肯为老百姓说话的人。我要是就这么走了,对不起你,也对不起那些还在等的乡亲。”
“您要好好活着。”苏清越握紧她的手,“活着看到那些贪官受审判,活着拿到该拿的钱,活着看您儿子孙子好好过日子。”
刘玉芬用力点头:“嗯,我活着。我还要看着清水湾建起来,看着乡亲们住新房。苏同志,你答应我,一定要把那些害人精都抓干净,一个不留。”
“我答应您。”
离开病房时,已经是凌晨一点。走廊里很安静,值班护士在护士站打着瞌睡。苏清越轻轻带上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刘玉芬活下来了,而且有了活下去的念头。这对案件来说是个好消息,对这个老人来说更是新生。
但那些还没被抓到的“害人精”,那些还在逍遥法外的腐败分子,他们会就此罢休吗?
手机震动,是周维发来的信息:“梁文斌要求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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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点,特别审讯室。
梁文斌坐在椅子上,面前的茶水已经凉透。一夜之间,他看起来苍老了许多,眼袋浮肿,鬓角的白发在灯光下格外刺眼。但那双眼睛依然锐利,透着老纪检干部特有的审视和警惕。
苏清越在他对面坐下,没有立刻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两人对视了足足一分钟,梁文斌先开口:“苏清越同志,省纪委研究室的笔杆子,周怀远书记的未来儿媳。年轻有为啊。”
这话带着刺,但苏清越听得出里面的试探——梁文斌在评估她的背景,她的立场,她的决心。
“梁主任,咱们直接点。”她打开文件夹,“您要求见我,想说什么?”
梁文斌双手交握放在桌上:“我想知道,你们掌握了多少证据,想把我定到什么程度。”
这个问题很直接,也很狡猾。他想摸清专案组的底牌。
“那要看您配合到什么程度。”苏清越不接招,“主动交代和被动查处,性质完全不同。这个道理,您比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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