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震动了一下，屏幕亮起。
那条短信还在，十个字：“我们开始实行四天工作制。”
我没点开第二次，只是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下放在阳台的栏杆上。风从外面吹进来，带着夜晚城市特有的温度，不冷也不热。楼下有车开过，声音很轻，像谁在低声说话。
我靠着栏杆站着，视线落在远处的一片写字楼群。那些楼里还有灯亮着，但比以前少了很多。曾经整层整晚通明的大厦，现在只有零星几扇窗透出光。我知道，那不是加班，是有人还没走完手头的事，或者只是想多留一会儿。不一样了。
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栏杆边缘，水泥面有些粗糙。脑子里突然跳出来一个画面——二十年前，我在工位上敲完最后一行报告，抬头看钟，一点十七分。那天主管说“明天早上九点要见客户”，我没问能不能提前给需求，也没问值不值得通宵。我只是做了，然后第二天开会，没人提我熬了夜。
那时候我以为，努力就会被看见。
后来才知道，有些人根本不想看见你，他们只想让你一直跑，别停下来喘气。
赵峰就是那样的人。他喜欢站在办公室中间大声讲话，说什么“年轻人要多吃苦”“加班是态度问题”。他从不自己熬夜，但他要求别人必须留下。我记得有一次项目收尾，他当着全组的面问我：“苏砚，你为什么不加班？”我说：“任务完成了。”他冷笑：“完成就行了吗？团队精神呢？”
我当时没吵，只回了一句：“您要是觉得我没尽责，可以查我的交付记录。”
后来我把所有数据整理成表，发到管理层邮箱。三天后，HR找他谈话。再后来，他开始给我穿小鞋，压项目、卡晋升、抢功劳。我都记着。
但我没疯，也没退。
我学劳动法，研究公司制度漏洞，写《职场权益指南》。一开始只有我自己用，后来林晓来了，她眼睛红红地问我：“为什么我拼了命干活，反而被说不够努力？”我把手册递给她，教她怎么列任务清单、怎么谈优先级、怎么拒绝不合理安排。
她第一次成功推掉周末会议那天，回来跟我说话声音都在抖。我说：“下次别抖，站直了说。”
再后来，我们拉了几个人成立“高效工作联盟”。不搞对抗，只讲规则。谁加班超时，我们就调考勤数据；谁被口头PUA，我们就录音存证；谁成果被抢，我们就用邮件链反向追责。一步步来，不动声色。
赵峰最后栽在一场竞标案上。他把我们的方案改了个名字报上去，结果客户当场指出技术细节和我们之前的提案一致。陈总查了版本记录，发现原始文档创建时间早于他的提交时间。
他被调离管理岗那天，一句话没说，拎着包走了。我没看他，也不想看他。赢了就完了，没必要盯着落败的人。
联盟越做越大，从部门到全公司，再到行业交流会。有人开始叫我们“红色军团”，因为我们都爱穿红西装。林晓说这是精神图腾，我说这只是个颜色，重点是你敢不敢穿它去跟领导谈边界。
直到那天，联合国劳工组织的人找到我，说想把我们的模式纳入全球倡议。我带林晓一起准备材料，一条条核对数据，一页页修改方案。签字那天，她通过视频连线发言，声音稳得不像新人。
她说：“这不是特权，是可复制的权利。”
全场安静了几秒，然后掌声响起来。
陈总第一个站起来签字，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没忘。
书出版那天，我没办发布会，也没接受采访。我就坐在书房，点了“发送”。之后的事，我不控制，也不期待。
可还是有人回应了。
电视里播新闻，有人举着书说自己不用加班了；社交平台上，陌生人留言说终于敢说“不”了；出版社打电话来说海外断货……最让我愣住的，是那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四天工作制。
不是试点，不是讨论，是“开始实行”。
这比任何奖项都重。
我转身往屋里走了一步，目光扫过客厅，停在衣柜方向。红色西装还挂着，位置没变。以前每天上班前都要看一眼，确认扣子扣好，领子挺括。现在穿得少了，团队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守底线，不需要我每次都冲在前面。
衣服挂在那儿，像一段过去。
但它没过时。
我走回阳台，重新站定。城市依旧亮着，节奏慢了下来，但没停。我知道还有很多地方在熬夜晚会，还有人在被骂“不够拼”，还有主管把加班当忠诚测试。这些不会一夜消失。
可也有人醒了。
有人开始算时间成本，有人学会拆解任务优先级，有人终于明白——效率不是压缩生命换来的，而是靠清晰目标和合理规划实现的。
这才是关键。
我不需要所有人都听我的话，只要有人看到这条路存在，愿意试试，就够了。
风又吹了一下，窗帘动了半寸。手机还在栏杆上躺着，背面朝上，看不见有没有新消息。我不打算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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