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低垂，东宫书房内灯火通明。
从皇庄返回后，朱标便与朱雄英一同来到此处，着手将日间所议的两项条陈细化整理，以备明日呈报朱元璋御览。
书房内，父子二人对坐于案前，气氛严肃而专注。
关于第一项，编纂《科学土地轮作与施肥手册》，进展颇为顺利。此策重在农事技术的总结与推广，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且不直接触及敏感国策。
父子二人很快便商议出大致章程：由翰林院牵头，会同户部清吏司、格物院中通晓农学的学士，并征召京畿地区经验丰富的老农，共同编撰。初稿成后，先在皇庄及各地官田试行，验证有效后，再刊印发放，由各地官府组织乡老学习推广。
“此事利在千秋，且稳妥可行。明日便可将章程拟妥，呈报你皇爷爷定夺。”朱标放下关于此事的草稿，脸上露出一丝轻松。
这类增进行政效率、惠及民生的举措，正是他作为太子所擅长和推崇的。
然而，当目光转向第二项，“常平仓2.0——国家级粮食宏观调控系统”的条陈时，书房内的气氛明显变得凝重起来。
朱标拿起那份写满构想的纸张，眉头微蹙，沉吟良久，方才缓缓开口：“英儿，关于此项……为父深知你之心志，意在长远，谋在全局。此策若成，于稳定民生、巩固国本，确有莫大裨益。日间在皇庄，为父不便深言，此刻唯有你我父子二人，有些话，为父不得不问。”
朱雄英神色一凛，坐直身体：“父王请讲，儿臣恭听。”
朱标目光锐利地看向儿子，语气严肃：“此策之核心，在于借助商贾之力，流通‘粮票’，调控粮价。然，我大明立国之本，在于重农。你皇爷爷曾多次下诏，‘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拘之！’ 商事虽可通货，然商贾逐利，易生奸猾，聚敛财富，侵蚀根本。你如今大力倡导香皂、香水、珍宝楼乃至这粮票商事，是否……过于侧重‘末’而轻‘本’？长此以往，恐天下人皆见商利之厚而轻农耕之苦，动摇国本！此乃为父最深之忧！”
这番话，可谓直指核心，道出了朱标，乃至这个时代大多数士大夫内心最深处的顾虑。重农抑商，是朱元璋定下的国策，是维系小农社会稳定的基石。
朱雄英早知父王必有此问，心中已有准备。
他并未直接反驳，而是神色恭敬，语气沉稳地答道：“父王所虑，高瞻远瞩，儿臣深以为然。农为国之根本，无农不稳，此乃万世不易之理。儿臣从未敢忘，亦绝无轻农重商之意。”
他话锋一转，目光清澈而坚定：“然，儿臣以为，重农，未必一定要抑商。抑或可说，抑商之目的，在于护农。若能使商贾之力，为我所用，惠及于农，则商事亦可成为强农之助力，而非其害。”
他具体阐述道：“譬如这‘粮票’之制。其目的，并非为了让商贾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恰恰相反，是为了借助商贾熟悉物流、信息灵通之便，将粮食从价低之地运往价高之地，从而平抑天下粮价，使‘谷贱伤农，谷贵伤民’之弊得以缓解。朝廷通过掌控‘粮票’发行与兑付，以及官仓储备，实则将商贾置于管控之下，使其利来自于为朝廷效力，而非盘剥农户。此乃‘以商助农’，而非‘以商害农’。”
「父王深受儒家教诲，更恪守皇爷爷制定的祖制，有此担忧实属正常。」
「但时代在变，一味强调重农抑商，将农业与商业对立，并非强国之道。」
「强大的农业需要高效的流通体系来保障其价值，而适度的商业活力能反哺农业，促进技术革新。关键在于朝廷如何有效引导与控制，而非简单禁止。」
朱雄英心中思绪流转，继续道：“再者，父王，如今之大明，并非与世隔绝。海外番邦，其巨舰大炮，皆赖工商之利。若我大明一味抑商，导致财用不足，技术落后，届时即便粮仓满溢，若无强兵利舰守护，亦恐为人所乘。儿臣倡导这些新式产业、金融之策，亦是希望‘藏富于国’，‘藏技于民’，使国库充盈，有新财源以支撑军备、赈济灾荒、兴修水利，最终目的，仍是稳固国本，使天下百姓能安居乐业，而非舍本逐末。”
他看向朱标，语气诚恳：“至于担忧百姓弃农从商，儿臣以为，关键在于朝廷引导。若务农者能安居乐业，赋税合理，收益稳定，又有几人愿背井离乡，承担商旅之险？反之，若农事艰辛，赋役沉重，即便严厉抑商，恐也有百姓被迫沦为流民。故而，根本仍在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使务农者有其利。儿臣所提之《科学手册》，正是为此。而‘常平仓2.0’，亦是保障农利之重要手段。”
朱标静静地听着儿子的长篇大论，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面色变幻不定。儿子的话，逻辑清晰，层层递进，许多观点甚至颠覆了他固有的认知。
他不得不承认，儿子说的有道理，“以商助农”、“藏富于国”的思路，似乎比一味地“抑商”更为高明，也更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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