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低垂,东宫书房内灯火通明。
从皇庄返回后,朱标便与朱雄英一同来到此处,着手将日间所议的两项条陈细化整理,以备明日呈报朱元璋御览。
书房内,父子二人对坐于案前,气氛严肃而专注。
关于第一项,编纂《科学土地轮作与施肥手册》,进展颇为顺利。此策重在农事技术的总结与推广,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且不直接触及敏感国策。
父子二人很快便商议出大致章程:由翰林院牵头,会同户部清吏司、格物院中通晓农学的学士,并征召京畿地区经验丰富的老农,共同编撰。初稿成后,先在皇庄及各地官田试行,验证有效后,再刊印发放,由各地官府组织乡老学习推广。
“此事利在千秋,且稳妥可行。明日便可将章程拟妥,呈报你皇爷爷定夺。”朱标放下关于此事的草稿,脸上露出一丝轻松。
这类增进行政效率、惠及民生的举措,正是他作为太子所擅长和推崇的。
然而,当目光转向第二项,“常平仓2.0——国家级粮食宏观调控系统”的条陈时,书房内的气氛明显变得凝重起来。
朱标拿起那份写满构想的纸张,眉头微蹙,沉吟良久,方才缓缓开口:“英儿,关于此项……为父深知你之心志,意在长远,谋在全局。此策若成,于稳定民生、巩固国本,确有莫大裨益。日间在皇庄,为父不便深言,此刻唯有你我父子二人,有些话,为父不得不问。”
朱雄英神色一凛,坐直身体:“父王请讲,儿臣恭听。”
朱标目光锐利地看向儿子,语气严肃:“此策之核心,在于借助商贾之力,流通‘粮票’,调控粮价。然,我大明立国之本,在于重农。你皇爷爷曾多次下诏,‘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拘之!’ 商事虽可通货,然商贾逐利,易生奸猾,聚敛财富,侵蚀根本。你如今大力倡导香皂、香水、珍宝楼乃至这粮票商事,是否……过于侧重‘末’而轻‘本’?长此以往,恐天下人皆见商利之厚而轻农耕之苦,动摇国本!此乃为父最深之忧!”
这番话,可谓直指核心,道出了朱标,乃至这个时代大多数士大夫内心最深处的顾虑。重农抑商,是朱元璋定下的国策,是维系小农社会稳定的基石。
朱雄英早知父王必有此问,心中已有准备。
他并未直接反驳,而是神色恭敬,语气沉稳地答道:“父王所虑,高瞻远瞩,儿臣深以为然。农为国之根本,无农不稳,此乃万世不易之理。儿臣从未敢忘,亦绝无轻农重商之意。”
他话锋一转,目光清澈而坚定:“然,儿臣以为,重农,未必一定要抑商。抑或可说,抑商之目的,在于护农。若能使商贾之力,为我所用,惠及于农,则商事亦可成为强农之助力,而非其害。”
他具体阐述道:“譬如这‘粮票’之制。其目的,并非为了让商贾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恰恰相反,是为了借助商贾熟悉物流、信息灵通之便,将粮食从价低之地运往价高之地,从而平抑天下粮价,使‘谷贱伤农,谷贵伤民’之弊得以缓解。朝廷通过掌控‘粮票’发行与兑付,以及官仓储备,实则将商贾置于管控之下,使其利来自于为朝廷效力,而非盘剥农户。此乃‘以商助农’,而非‘以商害农’。”
「父王深受儒家教诲,更恪守皇爷爷制定的祖制,有此担忧实属正常。」
「但时代在变,一味强调重农抑商,将农业与商业对立,并非强国之道。」
「强大的农业需要高效的流通体系来保障其价值,而适度的商业活力能反哺农业,促进技术革新。关键在于朝廷如何有效引导与控制,而非简单禁止。」
朱雄英心中思绪流转,继续道:“再者,父王,如今之大明,并非与世隔绝。海外番邦,其巨舰大炮,皆赖工商之利。若我大明一味抑商,导致财用不足,技术落后,届时即便粮仓满溢,若无强兵利舰守护,亦恐为人所乘。儿臣倡导这些新式产业、金融之策,亦是希望‘藏富于国’,‘藏技于民’,使国库充盈,有新财源以支撑军备、赈济灾荒、兴修水利,最终目的,仍是稳固国本,使天下百姓能安居乐业,而非舍本逐末。”
他看向朱标,语气诚恳:“至于担忧百姓弃农从商,儿臣以为,关键在于朝廷引导。若务农者能安居乐业,赋税合理,收益稳定,又有几人愿背井离乡,承担商旅之险?反之,若农事艰辛,赋役沉重,即便严厉抑商,恐也有百姓被迫沦为流民。故而,根本仍在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使务农者有其利。儿臣所提之《科学手册》,正是为此。而‘常平仓2.0’,亦是保障农利之重要手段。”
朱标静静地听着儿子的长篇大论,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面色变幻不定。儿子的话,逻辑清晰,层层递进,许多观点甚至颠覆了他固有的认知。
他不得不承认,儿子说的有道理,“以商助农”、“藏富于国”的思路,似乎比一味地“抑商”更为高明,也更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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