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的灯火在身后渐成模糊的光点时，冰川的寒夜才真正展露出它完整的样貌。
那是一种吞噬一切的黑——不是纯粹的黑，而是掺杂了深蓝、墨绿、暗紫色的，属于极地冬夜的复杂黑暗。天空没有月亮，只有稀疏的星辰，在稀薄的大气层外冷冽地闪烁，像冻结在黑色天鹅绒上的冰晶碎屑。风从西北方吹来，刚开始还是平稳的气流，但在翻过冰脊的瞬间突然加速，裹挟着雪粒像霰弹一样砸在人脸上。
我走在队伍最前方，战术靴踩进半米深的积雪里，每一步都发出沉闷的“噗”声。面罩很快结了一层薄冰，每次呼吸都要用力才能吸进足够的空气——零下三十八度的低温让空气变得粘稠，吸进肺里像吸入无数细小的冰针。
脸被雪粒砸得生疼。
这疼痛却让人异常清醒。
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还是个新兵，第一次参加张远组织的极地生存训练。那也是个雪夜，比现在暖和一点，大概零下二十五度。张远把我们带到冰川边缘，说今晚的课程是“如何在雪地里睡觉而不被冻死”。
我们笨拙地挖雪洞，用体温融化积雪筑墙，折腾到半夜。所有人都精疲力尽时，张远突然从背后砸过来一个雪团，正中我的后颈。雪团很结实，砸得我踉跄了一步。
“疼吗？”他问。
“疼。”我老实回答，雪水顺着脖子流进衣领，冷得我打了个哆嗦。
“那就记住这种疼。”他说，声音在风雪里很平静，“在战场上，疼痛是身体给你的最后警告。疼，说明你还活着。什么时候不疼了，你就该担心了。”
后来那晚我真的差点被冻死。雪洞挖得不够深，凌晨时体温开始不可抑制地下降。是张远把我从洞里拖出来，用他的睡袋裹住我，自己穿着单衣在外面生了堆火，守了我一夜。
天亮时我醒了，看见他坐在火堆旁，脸上结着霜，但眼睛很亮。
“记住了吗？”他问。
“记住了。”我说，“疼，就要动。不动，就会死。”
现在，脸很疼。雪粒像细砂纸一样刮着皮肤。但我知道，这疼痛是好事——它提醒我，我还活着，还能战斗，还能完成该完成的事。
我攥紧手里的战术地图。
地图是防水的塑料材质，但边缘已经冻硬了，折起来时发出脆响。上面用荧光笔标注着路线——从基地到冰棱堡的五公里，要绕过三道冰裂缝，穿过一片冰塔林，最后从西侧雪坡发起进攻。
荧光在黑暗里发出微弱的绿光。
张远的军牌贴着我胸口的位置，隔着战术服和防弹背心，能感觉到金属的轮廓。一开始是冰凉的，像一块贴在皮肤上的冰，但现在已经被体温焐热了，温温的，像一个沉默的心跳。
王伯的怀表在我右侧战术裤的口袋里。为了行动方便，我没把它贴身放，但依然能听见那微弱的滴答声——不是通过耳朵，是通过骨头传导，每次迈步时大腿肌肉的震动都会让表壳轻轻撞击大腿，那震动和滴答声混合，形成一种奇特的节奏。
咚——滴答。咚——滴答。咚——滴答。
和队伍的脚步声完美同步。
十二个人的队伍，在深雪中前进，脚步声却整齐得惊人。这不是训练的结果，是无数次并肩作战后形成的本能——你知道前面的人会怎么落脚，知道后面的人会踩在哪里，知道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
默契，是战场上最奢侈的东西。
而我们这支队伍，是用血换来的默契。
“还有五公里到冰棱堡外围！”
通讯器里突然响起小林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电流杂音。冰川对无线电信号的干扰比预想的更严重，即使有王伯改装的抗干扰设备，声音也断断续续的。
“留守组雷达正常……”滋滋……“未发现移动目标！重复，未发现移动目标！”
我按下通话键：“收到。继续监控，每十分钟汇报一次。”
“明白。”
通讯切断。
队伍继续前进。
李伟的破防组走在队伍侧前方，大约二十米远。他们四个人呈菱形队形，李伟在最前，老吴在左后，小杨在右后，阿雅在最后。这是张远教的“雪地渗透队形”——第一个人探路，左右翼警戒，最后一个人断后并清除痕迹。
李伟手里握着那半截工兵铲。
不是扛着，是握着，铲尖朝下，每隔几步就用铲柄轻轻敲一下冰面。
咚。咚。咚。
声音在寂静的雪夜里传得很远，但被风声掩盖了大半。
这也是张远教的。他有一套完整的“听冰辨路”技巧：敲击冰面，听回响。空心、短促的回响，下面是冰缝或空洞，不能走。沉闷、绵长的回响，下面是实冰或冻土，安全。
他教我们分辨十几种不同的回响，每种对应不同的地质结构。
“在冰川上走路，”他说，“眼睛会骗你——雪下面可能是深渊。耳朵不会。相信你的耳朵，它能救你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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