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农夫区，方深各六寸，间相去九寸。一亩三千七百区，区种粟二十粒，美粪一升，合土和之。亩用种二升，秋收区别三升粟，亩收百斛。”
这里的“二十粒种子”“一升粪”“二升种/亩”，都是经过反复试验的抗灾参数：
- 种子数量：每区20粒粟，出苗后间苗留5-6株，既保证存活率，又避免过密争水争肥。《泛胜之书》特别注明：“灾年缺种，可减至十五粒，留苗四株，收虽减，不致绝产”——这是对灾年资源短缺的弹性应对；
- 施肥量：一升粪（约现代0.2升）刚好满足作物全生长期需求。汉代农谚“粪多则苗焦，粪少则苗瘦”，正是对精准施肥的总结。在肥料短缺的灾年，区田法“集中施粪”比传统“分散撒粪”更高效，考古发现的区田土样中，粪土浓度是周边土壤的8-10倍；
- 产量预期：“区收三升，亩收百斛”（汉代1斛=10斗，百斛约合现代2800斤）虽有夸张，但“小面积高产”的逻辑成立。据延汉简记载，正常年景区田“亩收粟三十斛”，是传统耕作的3倍；灾年“亩收十斛”，仍能满足一户人家3个月的口粮，而传统耕作“亩收不足三斛”，往往导致饥荒。
（3）耕作时机的“节气规矩”
区田法对耕作时间的要求同样严苛：“春，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黑垆土，辄平摩其块以生草，草生复耕之，天有小雨复耕和之，勿令有块，以待时。”
这段话包含两层抗灾考量：
- 保墒时机：早春“地气通”时耕地，利用土壤解冻后的湿度；“天有小雨”后复耕，将雨水封存在土壤中（即“趁墒耕作”），避免干旱时水分流失。汉代《四民月令》记载，关中农民“正月雨后，必耕区田”，就是遵循这一规矩；
- 除草节奏：“草生复耕”不仅是除草，更是通过翻土打破板结，增强土壤吸水性。杂草争夺水分，灾年除草不及时，作物成活率会下降50%以上。区田法“町间留空”便于除草，比传统“满田耕作”更易管理，敦煌汉简中“区田除草，一日可毕十亩”的记录，印证了其效率。
三、作物搭配与轮作：生物多样性的抗灾智慧与民间实践
《泛胜之书》的备荒智慧，还体现在“作物搭配”的技术体系中。区田法并非单一作物的种植技术，而是与“轮作”“间作”结合，通过生物多样性降低“单一作物受灾”的风险。这一思路在民间实践中更形成了代代相传的耕作经验，成为灾年生存的“隐形保险”。
书中记载：“麦生于黑，豆生于黄，黍生于赤，稻生于青，粟生于白。”这并非简单的五行附会，而是对作物与土壤适配性的总结：
- 麦（小麦）适合黑垆土（肥沃），豆（大豆）耐贫瘠黄土，黍（黄米）耐盐碱红土，稻需青色水田，粟（小米）耐沙白土；
- 推荐“麦—豆”轮作：“麦收后，耕而种豆，豆收后，耕而种麦”——豆科植物根瘤菌可固氮，改善土壤肥力，麦豆轮作既能保证年产量稳定，又能在灾年“东方不亮西方亮”（如麦因旱灾减产，豆可能因耐贫瘠而存活）。
这种搭配在民间被提炼为更直白的农谚，如关中地区流传的“麦茬种豆，饿不着喉”“豆茬种麦，强过施麦”，正是对轮作抗灾价值的朴素总结。农谚背后是实际的生存智慧：豆类耐涝又耐旱，即使麦收遇灾，豆子仍能在贫瘠土地上结荚；而豆秸秆还田后，又能为下一季麦子提供天然肥料，形成“灾年不减收、丰年更增产”的良性循环。
考古与文献记载印证了这种实践的效果：
- 据延汉简记载，公元前85年河西大旱时，实行区田法+麦豆轮作的屯田区，粟减产40%，但豆类仅减产15%，通过“以豆补粟”，总收成仍能维持平民基本口粮需求；而未实行轮作的地区，粟几乎绝收，导致“人相食，死者过半”；
-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农作俑群中，发现了麦、豆、粟三种作物的模型同处一区田场景：俑人手持小锄在分区中劳作，作物模型按“麦居东、豆居西、粟居中”排列，直观呈现了民间“多作物混种抗风险”的实践形态；
- 陕西西安出土的汉代陶仓上，刻有“麦豆轮作，岁无饥馑”的铭文，可见这种技术组合已成为社会共识。
四、技术推广与制度保障：从“书斋”到“田间”的备荒实践
区田法的抗灾价值，并非停留在《泛胜之书》的文字里，而是通过汉代的“技术推广制度”落地生根，成为官方备荒体系的组成部分。从中央到地方，一套“培训—示范—奖惩”的机制，确保了技术在灾荒高发区的普及。
- 官吏带头示范：《汉书·食货志》记载，汉代在关中、河西等灾荒多发区设“农官”，“教民区田，每县择三老、力田（有经验的农夫），授以区田法，令于公田示范”。农官需亲自耕作“样板区田”，定期组织农民观摩。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一份汉简，记录了当地农官“张忠”的职责：“每月朔望，率民观区田样板，答疑解惑，令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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