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规矩的“社会落地”
第一节 弟子入仕：人才输出的“晋升规矩”
汉代太学自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正式设立，便并非单纯的“学问之地”，而是与帝国官僚体系深度绑定的“人才储备库”。其核心功能之一，便是通过一套制度化的“晋升规矩”，将太学弟子培养为符合中央集权需求的官僚，实现“经术致用”的教育目标。这套规矩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继承先秦“士治”传统、修正秦代“以吏为师”弊端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的“养士—选士—用士”闭环。从太学弟子的身份认定，到考核晋升的标准设定，再到入仕后的职位分配，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汉代统治者对“规矩”的设计——既要保证人才质量符合经学正统，又要确保官僚队伍能成为皇权的延伸，最终实现“教育服务于治国”的根本诉求。
一、太学弟子的“身份阶梯”：从“弟子员”到“名士”的准入与分层
太学弟子的入仕之路，始于其“身份”的获得与划分。汉代对太学弟子的身份界定并非模糊的“学子”概念，而是通过明确的准入标准和层级划分，先在“入口”处建立起与官僚体系相衔接的“人才筛选规矩”。这种划分既体现了教育资源的分配逻辑，也暗含了未来入仕的“起点差异”，是太学与治国体系联动的第一步。
太学弟子的核心群体是“博士弟子员”，其准入规矩在武帝时期便已确立。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武帝初设太学时，“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公孙弘所奏的“置弟子员议”，实则为太学弟子的身份准入定下了第一份“规矩章程”。其核心内容有二：一是“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即由中央主管礼仪教化的太常直接选拔，年龄需在十八以上，且“仪状端正”——这不仅是外貌要求，更暗含对弟子言行举止符合儒家“礼”的规范的期待，是“经术”与“德行”结合的初步筛选；二是“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即地方郡国可推荐符合“好文学”（通晓经学）、“敬长上”（遵守伦理）、“顺乡里”（品行端正）等标准的人才，经地方长官考核后，随每年的“上计”（地方向中央汇报政绩）人员一同前往太常，成为“受业如弟子”的旁系弟子。这两种准入途径，形成了“中央选拔”与“地方推荐”并行的模式，既保证了中央对核心弟子的直接掌控，又扩大了太学的人才吸纳范围，为帝国从全国层面筛选潜在官僚奠定了基础。
随着太学的发展，弟子的身份层级逐渐细化，形成了更清晰的“阶梯式”规矩。除了最初的“博士弟子员”（即正式弟子），东汉时期又出现了“诸生”“游士”等不同称谓，实则对应着不同的身份等级与入仕资格。正式的“博士弟子员”享有官方供给的“廪食”（生活补贴），其名额由中央根据太学规模核定，如成帝末年“博士弟子员三千人”，东汉顺帝时“更修黉宇，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明确了“甲乙之科”的等级划分——甲科弟子成绩更优，入仕起点更高，乙科次之。而“诸生”多为地方推荐或自行前来太学受业的非正式弟子，他们虽可聆听博士讲学，但不享有“廪食”，需自行解决生活问题，其考核与入仕的门槛也高于正式弟子。这种身份分层，本质上是将太学的“教育资源分配”与“官僚晋升起点”挂钩，通过“规矩”先在弟子群体中建立起与未来仕途对应的等级秩序，确保核心资源向最可能成为高级官僚的弟子倾斜。
值得注意的是，太学的身份阶梯中，除了面向普通士人的“博士弟子员”与“诸生”，还存在针对特殊群体的“准入特例”，这既体现了规矩的普遍性，也暗含了服务于政治需求的特殊性。据《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九年（公元66年），明帝不仅“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还允许“匈奴亦遣子入学”。“四姓小侯”即外戚樊、郭、阴、马四家子弟，他们因与皇室有姻亲关系，入太学无需经过常规的“太常选拔”或“郡国推荐”，享有优先准入权，但即便如此，他们仍需遵循太学的“课试规矩”——若不能通过“试家法”“通一艺”的考核，同样无法获得入仕资格，这说明贵族群体虽有身份特权，却仍需在“晋升规矩”的框架内完成从“弟子”到“官僚”的转变。而匈奴子弟入太学，虽非为帝国储备官僚，却需遵循与普通弟子相同的经学学习与考核标准，其身份本质是汉王朝“以经学教化外藩”的象征，从侧面印证了太学“身份规矩”的覆盖范围已超越中原士人群体，成为服务于国家政治外交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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