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诊疗规矩的奠基之作
第一章 乱世背景下的“规矩诞生”
第一节 东汉末年的“疾病图景”——从《伤寒杂病论·序》看诊疗规矩的诞生动因
（一）时代困局：战乱、饥荒与疫病的恶性循环
东汉建安年间的疫气，从不是史书里轻描淡写的“大疫”二字，而是刻在竹简上、浸着血泪的生死时速。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痛彻心扉地写下：“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两百人的宗族，不到十年就逝去三分之二，其中七成死于“伤寒”，这样的数字背后，是当时“治无定法”的诊疗混乱。乡野医者靠祖辈零碎经验抓药，见发热就用寒凉、遇腹痛便施温燥；豪门世族不信医道信巫祝，设坛禳灾时把朱砂、雄黄胡乱熬成“神药”，甚至有“以冷水灌汗”“妄施针石”的荒唐治法，无数本可救治的患者，就在这种混乱中殒命。正是亲眼看着亲友一个个离去，张仲景才下定决心：要为“伤寒”立下一套明确的诊疗规矩，让医者不再凭猜测行医，让百姓不再因误治丧生。
要懂这份“规矩”的重量，得先回到东汉末年的疾病现场。从《后汉书》《三国志》与河南南阳、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来看，当时的“伤寒”绝非现代医学的“伤寒杆菌感染”，而是以急性外感热病为核心的“疾病集群”——包含流感、肺炎、痢疾、霍乱等烈性传染病。195年河南南阳出土的《张景仲医简》（残片），记载着“恶寒发热，体痛呕逆”“腹满而痛，食不下”两类症状，前者与《伤寒杂病论》中“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高度吻合，后者则对应“太阴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可见张仲景的“规矩”不是凭空创造，而是对当时高频病症的系统性梳理。
这种梳理的迫切性，源于东汉末年的社会绝境：黄巾起义刚平，曹操、袁绍等军阀又逐鹿中原，大规模军队调动与百姓迁徙从未停歇，北方游牧民族因气候变冷南迁，让原本局限于草原的病原体跨区域传播，江南湿热病症也随流民北上；再加上建安年间“夏寒”“冬旱”频发，农作物减产导致饥荒，百姓长期营养不良、抵抗力骤降，最终形成“战乱-饥荒-疫病”的死循环。而混乱的诊疗体系，就像在灾难里递刀——既拦不住疫病传播，又救不了患者，只能眼睁睁看着疫情吞噬更多生命。
（二）诊疗乱象：三个维度的“医道失序”
当时的医疗混乱，拆解来看有三个核心问题，每一个都在加剧疫病的危害。
其一，诊断无标准，医者陷在“单一症状对应单一疾病”的误区里。见患者头痛就归为“头风”，见发热就定为“热病”，见腹痛就视为“腹疾”，完全忽略症状间的关联与脉象、舌苔的变化。有史料记载，东汉末年南阳一位医者，见患者“高热汗出”就断定是“热症”，不顾患者还伴有“恶寒、脉浮缓”，强行用大黄、芒硝泻下，结果患者“泻下不止，四肢厥冷，脉微欲绝”，最终亡阳而死——事后才知，这是太阳病桂枝汤证，本应调和营卫，却因误诊丢了性命。
其二，用药无章法，《神农本草经》虽已记载365种药物的性味归经，但实际诊疗中，医者全凭经验用药：剂量靠“手感”估算，配伍看“喜好”组合，毫无规范。1984年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医药简牍》，写着“治伤寒方：麻黄、桂枝、杏仁各若干”，可“若干”是多少？没重量单位，没煎煮方法，没配伍禁忌，甚至没说适用于哪种伤寒症状；更有急功近利的医者，为求“速效”把麻黄、附子、细辛等峻烈药物随意叠加，不管患者体质强弱，结果患者“汗出如注，气绝身亡”，治病变成了害命。
其三，认知无体系，巫医不分的观念根深蒂固。百姓信“疫病是鬼神降罚”，世家大族面对疫情，优先请巫祝设坛祭祀，而非找医者诊治。《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建安七年“南阳大疫，百姓祷于社庙，死者日百数”——每天上百人死去，仍执着于向神灵祈求；而医者群体内部也无统一逻辑，你用“发汗法”、我用“泻下法”、他用“温针术”，争论不休却没标准，最终让疫病防控陷入“越治越乱”的僵局，既没合力对抗疫情，也没给百姓可靠的医疗保障。
（三）张仲景的突破：为医道立“规矩”的五大核心
面对这样的困局，张仲景用《伤寒杂病论》为中医立下一套完整规矩，从诊断到治疗、从风险管控到实践变通，彻底改写了“医道无序”的局面。
1. 辨证标准化：“六经辨证”让疾病有了“身份证”
在此之前，医者靠经验判断疾病，而张仲景首次提出“六经辨证”框架：把伤寒病的发展过程与人体正气强弱、病邪深浅结合，分为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类，每一类都有“症状集群+脉象特征”的明确标准，可复制、可验证。比如“太阳病”，不是单看“发热”或“恶寒”，而是要“恶寒、发热、头项强痛+脉浮”；“阳明病”得是“高热、汗出、口渴+脉洪大”，若患者仅发热无汗、脉沉，就绝不能归为阳明病。这种分类像给疾病发“身份证”，让模糊的“病”变成可识别、可归类的“症型”，为后续治疗立了第一重规矩。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