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协同治理，是基层治理突破地域壁垒、整合分散资源、化解跨区域矛盾的关键抓手。当代基层治理中，跨村、跨乡镇乃至跨县域的协作需求日益凸显，水利分配、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应急处置等诸多事务，单靠单个村社或乡镇难以独立推进，而现存跨域治理机制不完善、统筹协调乏力、责任划分模糊等问题，常导致协作不畅、矛盾频发，制约治理效能提升。回望唐代乡里治理，虽处于农耕文明语境下，却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跨域协同治理模式，以乡级主导为核心、邻里互助为基础、规则共建为保障，高效化解了跨村落的治理难题，其治理逻辑与实践经验，经适配当代治理场景转化运用，已在多地基层跨村联动中落地见效，为破解当代跨域治理困境提供了鲜活的历史镜鉴与实践指引。
一、唐代跨域协同治理的生成语境与核心逻辑
唐代作为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鼎盛时期，农业生产是国家存续的根基，而农耕发展高度依赖水利灌溉、耕地协作等跨村落资源调配，同时，自然灾害应对、社会治安维护等事务也需突破村落边界形成合力，这构成了唐代跨域协同治理的核心生成语境。彼时，村落多以宗族聚居为主要形态，单个村落的资源承载力、应急应对能力有限，一旦遭遇水利纷争、灾荒侵袭等跨域问题，仅凭村落自身力量难以化解，极易引发邻里失和、秩序动荡，进而影响农业生产与基层稳定。在此背景下，唐代以“县—乡—里—村”四级治理架构为依托，构建起以乡级为统筹核心、里村为执行单元、邻里为协作基础的跨域协同治理体系，形成了“需求导向、乡级统筹、规则共建、责任共担、互助共赢”的核心治理逻辑，既贴合农耕社会的乡土特质，又精准匹配了跨域治理的现实需求。
从治理主体来看，唐代明确了乡级在跨域协同中的主导地位，成为破解跨村落治理难题的关键枢纽。唐代乡官（初期为乡长，贞观后废乡长，由里正统筹乡级核心事务，村正辅助落实村落层面事务）虽非朝廷正式官僚，却由县令选拔任命，兼具“熟晓乡情、威望充足”的乡土属性与“承接县府指令、统筹乡里事务”的治理权限，上能对接县级资源调配、政策指导，下能联动各村落实具体举措，是连接县府与村落、协调跨村事务的核心纽带。面对跨村治理问题时，乡官无需等待县级指令主动介入，可直接牵头召集涉事村落的里长、村长及乡内德高望重的乡绅、宗族长老议事，凭借自身威望与治理权限协调各方诉求，制定协同方案，避免了单个村落协商的无序性与县级介入的滞后性。而里长、村长作为村落层面的治理主体，承担着传达诉求、落实协同方案、组织村民参与的职责，既是跨域协同的执行者，也是村落利益的代言人，确保协同举措既符合整体利益，又兼顾村落实际；乡绅、宗族长老则凭借自身公信力参与议事调解，化解村落间的利益分歧，助力协同方案达成共识，形成“乡官主导、村社联动、乡绅助力”的多元协同主体格局。
从治理纽带来看，唐代跨域协同以“共同利益”为核心联结，兼顾“乡情伦理”的情感维系，让协作具备天然的凝聚力。农耕社会中，村落间的共同利益高度集中，水利灌溉关乎各村粮食收成，生态管护影响周边生计环境，应急互助关系着各村抵御灾害的能力，这些共同利益让村落间具备协作的内在动力，也成为跨域协同的天然纽带。唐代乡官在推进跨域协同时，始终以维护各村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无论是水利分配、耕地协作，还是应急互助，均围绕“保障农业生产、稳定民生秩序”这一核心目标推进，确保协同举措能让各村受益，减少协作阻力。同时，唐代乡里社会依托宗族血缘、邻里往来形成了深厚的乡情伦理，村落间多有通婚联姻、日常互助的往来，邻里和睦的观念深入人心，这种情感纽带让村落间在协商协作时更易达成包容互谅，减少利益纷争的尖锐性，即便出现矛盾，也能在乡情伦理的约束下通过协商化解，为跨域协同提供了情感支撑。
从治理保障来看，唐代以“规则共建、责任共担”为核心构建协同保障机制，确保跨域协作长效落地。面对跨村治理难题，唐代并非依靠强制指令推行协作，而是由乡官牵头，结合涉事村落的实际需求、资源禀赋，组织各方共同商议制定协同规则，明确资源分配标准、责任划分细则、违约处置办法等核心内容，让规则贴合实际、得到各方认可，从源头减少执行阻力。规则制定后，乡官会监督各村严格落实，明确各村在协作中的具体责任，无论是水利设施管护、生态环境治理，还是应急互助支援，均实行“按需分工、责任到户”，确保事事有人管、人人有责任。同时，依托县府赋予的问责权限，对拒不配合、违反规则的村落或个人予以惩戒，轻则劝导教育、责令整改，重则上报县府处以罚粮、罚役等处罚，以刚性约束保障规则落地。此外，唐代还注重以“互助共赢”强化协同黏性，跨域协作中既强调责任共担，也注重资源互补、利益共享，让各村在协作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受益，形成“协作越深入、收益越显着”的良性循环，推动跨域协同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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