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轮毂与铁轨撞击发出的“哐当”声，比都市地铁的嗡鸣要缓慢、沉重得多。它不像是在前进，更像是在一节一节地，将我生命中被标记为“奋斗”和“未来”的段落拆卸下来，抛在身后。窗外的景色，也从鳞次栉比的玻璃幕墙，逐渐过渡到低矮的楼房、零散的田野，最后是那片熟悉的、带着些许灰蒙的天空。
我知道，我回来了。带着一身疲惫，和一颗悬在半空、无处安放的心。
提着沉重的行李箱走出略显陈旧的车站出口，一股混合着尘土、尾气和路边小吃摊气息的味道扑面而来。我下意识地低了低头，仿佛这样就能避开那些可能存在的、探究的目光。这不是衣锦还乡，这是一次沉默的败退。
“这里！”
一个熟悉又略带沙哑的声音穿透嘈杂的人声。我抬头，看见父亲站在不远处那辆老旧的电瓶车旁，身形似乎比我记忆中更瘦削了些。他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夹克，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朝我点了点头。
我快步走过去，心里莫名有些发紧。
“爸。”
“嗯。”他应了一声，伸手接过我手里最重的那个行李箱，轻而易举地绑在电瓶车后座上，动作熟练而沉默。
没有拥抱，没有多余的问候。但我能感觉到，他那沉默的背影里，似乎也替我承担了一份无形的压力。他该如何回应老伙计们那句“你儿子在大城市发达了吧？”的询问？想到这里，我的喉咙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侧坐在电瓶车后座，穿行在县城熟悉的街道上。速度不快，我却希望它能再快一点，好让我避开那些可能认出我的街坊。街道两旁，店铺的招牌大多还是记忆中的样子。偶尔有熟人笑着打招呼：“老林，接儿子回来啦？这是放假了？”
父亲只是含糊地“啊，回来了”应过去，从不主动解释，车速也丝毫未减。
那些目光像细密的针，轻轻扎在我裸露的自尊上。我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点头示意，心里却在疯狂地预演：如果下次有人直接问我“怎么突然回来了？”，我该用什么说辞？“回来发展”？听起来苍白无力。“休息一段时间”？更像是不着调的借口。
回到家，那栋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一切如旧。母亲系着围裙从厨房里小跑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眼圈有些发红，上下打量着我，连声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瘦了……” 她伸手想接过我的背包，那急切的样子，仿佛我还是个需要被照顾的孩子。餐桌上，已经摆满了我小时候爱吃的菜，丰盛得像是过年。
家的温暖，像一层柔软的毛毯，瞬间包裹住我。可这温暖越真实，我内心的愧疚就越发沉重。我用什么来回报这份毫无保留的接纳？我带给他们的，只有可能需要他们陪我一起承受的、在熟人社会里“没混出头”的议论。
晚饭时，气氛有些微妙的沉默。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询问着路上的情况，刻意避开我工作的话题。父亲则一直埋头吃饭，偶尔咳嗽几声，那咳嗽声在安静的饭桌上显得格外清晰。直到母亲忍不住，带着小心翼翼的期盼，试探性地问：
“晓晓，那……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要不……让你爸托托关系，看看县里电厂或者信用社还招不招人？总归是个正经饭碗。”
父亲闻言，停下筷子，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那眼神里混杂着关切、无奈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稳定，依然是这个家庭能理解的、最体面的出路。
“妈，我……我先休息几天，想想。”我含糊地应付过去，几乎是落荒而逃。托关系进单位？那和我离开那个格子间又有什么本质区别？不过是换一个地方，继续我“缺乏不可替代性”的人生。可创业？这两个字像巨石一样压在胸口。资金、项目、方向……我一样都没有盘算清楚。在父母面前，在这样一个追求安稳的环境里，这个词语显得如此狂妄和不负责任，我甚至没有勇气把它说出口。
回到我离家前的房间，书桌、床铺都被打扫得一尘不染，仿佛我从未离开。我打开行李箱开始整理，当我把那几本厚重的《会计准则详解》和《公司财务》塞进书架时，它们与书架上那些泛黄的中学课本并列在一起，显得格格不入，就像此刻的我，与这个家，与这座小城，也隔着一层无形的壁垒。
我坐到书桌前，打开台灯，昏黄的光线洒在桌面上。窗外，是邻居家隐约传来的电视声和小孩的嬉笑声，宁静而具体。这里没有永不停歇的键盘声，没有85度的咖啡，也没有“待优化”的判决书。
但我却感到一种比在大城市时更深的焦虑。那时的迷茫是关于上升通道的狭窄，而此刻的纠结，是关于生存根基的动摇。我回来了，却仿佛成了一个需要隐藏伤口的士兵，不仅要面对自己内心的空洞，还要担心父母因我而受损的颜面。
创业的想法像风中的烛火，微弱而飘摇。我甚至不知道，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哪里才是能点燃它的那第一缕空气。
前路，依旧笼罩在厚重的迷雾之中。而第一步，或许不是迈出脚步，而是先要消化这份如影随形的、关于“面子”与“里子”的沉重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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